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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呼吁宪政的“两头真”中共改革派旗帜

1984年,李锐出席北京的一次会议

加入中国共产党八十余载,李锐也没能等来党兑现民主宪政的承诺。

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周六(2月16日)早上确认,当日早晨8点32分,父亲在北京去世,享年101岁。

李南央周六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说,李锐把其从1935年到2018年3月26日(住院前)的所有日记原件都捐献了出来,在美国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永久保存,并将在几个月内向大众公开。“他所有的日记,我和我先生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整理,恰恰就在几天前刚刚录入完了,”李南央说到这里一度哽咽。

李南央说,除了父亲的日记、信件,捐献的资料还包括他的书《龙胆紫集》,以及他在庐山会议时期、参加土改时的工作笔记,录入的内容大概有一千多万字,“这些大概就是我父亲留下的最有历史价值的、可以帮助后人的东西”。

她觉得很幸运,最后给这些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找到了很好的归宿。“在这么多年里我和我父亲像做地下工作一样,一点一点把他们都带了出来。”

李锐是“一二·九”运动前后加入共产党、要求抗日救国的青年之一,是以敢言闻名的中共改革派人士。他曾身居高位,说服毛泽东推迟三峡工程上马,组建后备干部“第三梯队”;也与许多其他中共高官一样,在数次政治斗争、高层博弈中身陷囹圄,起起落落。

退休后,他著书立作成为党史和毛泽东研究专家,建言献策希望推动中国宪政,却不料时移世易,对于他追随一生的党来说,自己悄然变成了“敏感人物”。

“何时宪政大开张”

李锐一直念念不忘的是中国的民主宪政。88岁米寿时,他作了一句诗,“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他的媒体采访和所有出版物,无不是按照这句话在呼吁和行动。

“过去党内历次的政治运动,没有让他折腰,”与李锐相识多年的历史学者施滨海对BBC中文说,李锐性格直率、敢言,“有很多人经历过很多次运动学得很乖了,不讲话了、保持沉默了,他始终没有,所以这几年不断看到他的言论或者出版物。”

即使已到百岁高龄,他仍然数次向党内高层递交建言书,呼吁改革,呼吁尊重宪法、实施宪政,开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

近些年,他也会接受媒体采访,表达自己对时事的看法。一名采访过他的记者用两个“特别”来形容李锐,“精力特别好,说话声音特别大,完全不像100多岁的老人”。

2018年,两会投票表决宪法修正案草案,要删除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他对媒体评论说,“习近平要搞终身制”。甚至去年4月17日他101岁生日当天,即使不久前刚因为呼吸道感染昏迷,当天还住院观察插着鼻饲管,他跟朋友和记者聊天时仍然语惊四座。

“(我跟)习近平最后一次接触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呢?他当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过去我也不知道,他的文化程度那么低,”在美国之音曝光的影片中,他这样评价中国现任国家主席。

这位党龄80余年的老党员,中共的元老级人物近年来自己却成了中国官方封杀的对象。最近十几年,他的书在内地出版屡次受阻,甚至曾经出版过的书也不允许再版;他的访谈基本上只在香港媒体和外国媒体出现;他还说,中组部的老干局和办公厅也会找他谈话,批评他的文章和讲话。

“从50年代、80年代至今两个时期,我一共由中央和各地的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十七本著作和选集四种,第十八本《李锐近作》却只能由香港出版了,”李锐曾在其书中序言感叹。

在香港出版的有关李锐的书也遭到中国当局的审查。2013年10月,李南央从美国回中国探亲,中国海关扣查了她行李中50多本其编著的《李锐口述往事》,称这本书不能进内地。李南央随后起诉北京海关,“李锐是共产党的元老,如果他都没有言论自由,谁还有?”

深刻反思

仕途经过几次大起大落的李锐亲身经历党内高层斗争的凶险和残酷,让他对共产党和老领导毛泽东有了深刻的反思。

文革结束、平反复出后,1979年李锐跟随中国能源考察团出访巴西和美国,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对BBC中文表示,父亲看到美国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超级市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美国普通老百姓富足的生活意识到,“共产党完全错了”。

李锐在日记中写到,在美国他第一次去了超级市场,看到超市里“应有尽有,方便之至”。“这次出访,应当讲,对于我们自己一贯自诩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我脑子里面是没有了;不单是水电,而是从整个的社会生活和制度来讲,人家的资本主义更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李锐在他的口述回忆书中说。

1989年的“六四事件”让他对共产党更加失望。李锐对女儿说,这个党没有味道了,这个国家没有味道了,你能走就带着女儿走吧。

但是“六四”之后,李锐仍然留在党内,同时孜孜不倦地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接受媒体采访,呼吁民主宪政。李南央曾开玩笑地问父亲,你是不是舍不得你的车、你的房、你的医疗待遇?

李锐回答女儿,不是。“他认为不退党,留在党内说话更有分量,”李南央说。

其实李锐的思想早在延安时就起了变化。最初投奔共产党是为了救亡,为了民主,但是延安的实际情况,包括在抢救运动中被严刑逼供等经历,并不符合他的预期。不过,在生命的后半段,李锐回忆起入党,仍认为自己当年做了正确的选择。

“我们看到国民党不抗战,看到国民党不民主,才加入共产党,”李南央转述父亲的话,“我们参加了共产党,共产党搞到今天这个样子,我们有责任。”

在李南央看来,父亲对共产党能够有那样的反思已经很不容易,但仍期待他能对自己作为共产党的一员曾经犯过的“左”的错误有所反思。因为她从父亲的日记里看到,他在土改和“三反五反”时都曾有过“左”的作为。

李锐晚年曾多次说过,“人生在世,任何人都要受这四种限制:时代、知识、思想能力、个人品德。”李南央认为,父亲也不例外,不是一个完人。

“我父亲的不容易在于他在那个体制内保持了独立的人格,为此一生倍受苦难和挫折而至死不移;父亲的缺憾也是因为他身在那个体制内,所以有着很深的‘党文化’的烙印,”李南央说。

受毛重用与三次受难

李锐出生于1917年,他的父亲曾追随孙中山,是早期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少年李锐在湖南度过了整个少年时期,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加上受到左翼书刊的耳濡目染,逐渐向共产党靠近。进入武汉大学就读后,他频繁参加和组织学生运动,并在1937年正式入党。

从参加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先后涉足新闻和水电工作。1958年,因为极力反对建设三峡,李锐走入了毛泽东的视线。那年年初的南宁会议,李锐与三峡赞成派水利学者林一山在毛泽东面前进行了一场“御前辩论”,陈述三峡工程上马的利弊,还各写了一篇文章呈交。

在李锐意料之外的是,毛泽东不但采纳了他的意见搁置了三峡工程,自己未足半小时的发言和文章还让他获得了毛的赏识和重用。散会之前,毛对李锐说:“你文章写得好,你当我的秘书。”

对于党内的其他人来说,被毛钦点大概是“中了状元”一般的好事,但李锐却并不想接手这份工作。他在回忆录中说,好友、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早就跟他讲过,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怕毛“不好伺候”。

南宁会议后,李锐的仕途走向新高点,但是他在政治上的打击和挫折才刚刚开始。1959年庐山会议,李锐对大跃进的一些做法提出了质疑。他批评“以钢为纲”的口号,指运动中钢的指标超出客观实际。会议后期,李锐被列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追随者,被开除党籍、送往北大荒劳改。

李锐在北大荒几乎被饿死。他在书中回忆,1961年粮食困难时,没有菜,只能将玉米芯磨碎,加一点粮食做成饼子。饿得没办法,在地里捡到一点土豆和野菜也马上生着吃了。

厄运延续到了文革期间。1967年,李锐向中央专案组的调查人员揭发陈伯达,被抓进秦城监狱,关入单人牢房。从1959年到1979年,人生中宝贵的20年时光,他几乎完全荒废。

其实早在1943年,李锐就在延安经历过“抢救运动”,那是他的第一次“受难”。当时,李锐的武大同学魏泽被逼供时承认自己是特务,供出李锐,说李是他的上级。李锐被关入延安保卫处“监狱”一年多。受刑逼供是常事,比如不让睡觉,眼睛都不准眨。

为历史作证

也许是由于乐观的天性和不俗的毅力,李锐在三次受难之后仍然活了下来,政治生命也没有终止。文革结束平反后,他被任命为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负责清理省部级班子,选拔后备干部“第三梯队”。

退休后,李锐将更多的精力投向了对中共党史的记述。作为中国革命的参与者和历次运动的见证者,他先后完成了《庐山会议实录》和共19大卷、耗时12年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他还曾担任自由派杂志《炎黄春秋》的编委与顾问,这本杂志被认为代表党内自由主义势力,多次刊登涉及中共历史敏感事件的文章。

“他最大的贡献,是为20世纪的中国作证。若无他的一系列作证文字,绝大多数的国人会更加迷糊,”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对BBC中文表示。

在历史学者们的眼中,李锐撰写的一些回顾党内重大事件的书籍都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如《庐山会议实录》和《大跃进亲历记》。作为庐山会议的亲历者,他写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详尽记录了这次党内重要会议的全过程,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党内领导的发言记录,是海内外研究庐山会议的权威史料。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对BBC中文说,《庐山会议实录》一书,有连官方档案里都缺失的中共常委会议记录,“没有任何一个庐山会议的当事人,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做出了像他这样系统的,又有大量文献支撑、也有自己记忆支撑的作品。”

回忆过往、书写历史,无非是为了能让今天的中国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史为鉴。

施滨海说,李锐一直以来的希望就是共产党选择民主走向宪政,这样国家和民族付出的代价会少一点,不会造成天下大乱,“就像台湾那样,他对蒋经国是很赞赏的”。

而最近几年,李锐看到文革回潮的迹象,再加上八十年代形成的共识,如党政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等被破坏,他越来越不乐观,开始觉得靠党来完成转型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那中国的宪政呢?施滨海说,“他几次表示过,他是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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