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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梦四十年

美国吹响集结号,向中国展开自卫反攻。因为中国舍“韬光养晦”而“图穷匕现”;不再声称“与世界接轨”,而改令“世界你要俯爬过来与我接轨”。

西方开始领悟:将中国人这个民族与欧洲同等看待,假设中国人像欧洲二百年前一样:工业现代化衍生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在温饱之后会产生对自由和人权的精神文明追求,是一个致命的大错。

四十年后西方才知道这种假设平等的误判:中国农民人口,只重生存(survive),不懂生活(live);中国农民人口的全部“文明”,限于口腔饮食。西方文明国家对中国人一度寄以厚望,以为向这个国家伸出援手,谆谆善诱,接收其留学生,希望他们学习到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逻辑思维,由知识导向人性的科学思考,从而由物质的“现代化”(modernisation),走向心灵的“现代性”(modernity),岂知一觉醒来,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原来附为国家机器的同谋,其人生终极目标,就是高雄市长国民党韩国瑜的“发财、发财、发财”,别无其他。

这个问题,二十年前,我与香港建筑师何弢,在浸会大学教授文洁华博士西贡的家中争论过。那时何弢“北上发展”,在大陆有项目,他很乐观地告诉我:中国很大,十二亿人先要解决吃饭问题。将来有了一个中产阶级,就会有民主自由的需求,中国将来会变得越来越像西方的,只是需要时间。

当时我淡然一笑,斩钉截铁说:“绝不可能。”

我说:西方词汇里的中产阶级,不只是职业和收入,还有十九世纪欧洲的社会关怀精神。西方的中产阶级,如建筑师、工程师、医生、作家,之所以摧毁了马克思预测无产阶级革命必在英国先发生的神话,因为中产阶级之兴起,除了金钱收入,生活美学之追求,那份关怀社会贫穷阶级的情怀和奉献,也必然同步增长。我懒得说中国历史文化没有那种环境条件,因为说来话长,我只简单说:中国人没有那个基因。

席间有人挑战:但台湾有了民主自由了呀。我答:当台湾建立了民主制度之后,台湾人就不会将自己视同中国人。不信?你等着看好了。

何弢等几位朋友在美国东岸受教育,很克林顿和奥巴马地,表示不同意,问:你这样说是将中国人隔绝在普世的人性标准之外。我说:正确,因为中国人也自称有自己的国情,中国人与世界特别是西方,天生格格不入。方块汉字和字母、筷子和刀叉,只是最显浅的分歧,其中无可沟通、不可能妥协的深层,简直是两个世界。

二十年来,我再无与任何所谓的中产阶级分子讨论过这个话题,我省了许多时间,做于自己有益之事,虽然我仍念起不久后中风卧床、香港艺术中心的建筑师何弢,也偶尔想起那场西贡的小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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