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虽声称要提升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但《纲要》前言、战略地位、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章节都显示，建设大湾区的真正目的，一是“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香港人变大湾区人；二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让香港的财政、外汇储备为国家作贡献。因此，大湾区不再是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由香港引领、靠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而是要逆势而行，将香港纳入珠三角规划，接受党的领导，加快市场一体化。香港不只失去自治地位，连引领经济发展的地位都失去。
大湾区雄安或成难兄难弟
中国的经济发展迄今未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而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依靠特定区域先行先试以带动区内和周边地区发展一直是主要模式。深圳、珠海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是其中成功的典型，也是邓小平、江泽民主政时代的政绩。而胡锦涛、温家宝主政后设立天津滨海新区，企图打造深圳、浦东的北方版，结果无疾而终。习近平力推雄安新区，期望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但挂牌两年仍毫无建树。
大湾区也是习近平期待的政绩工程之一，但不只与雄安新区一样生不逢时，更兼逆势而行，不是让珠三角九市靠香港的引领与国际市场接轨，反而是牛不饮水强按头，要香港融入珠三角一体化市场。因此，大湾区既可能重蹈滨海新区的覆辙，又可能与雄安新区成为难兄难弟。
可圈可点的是，雄安新区规划设计专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对雄安新区迟迟未能雄起的分析、警告，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大湾区。尹教授去年在一个论坛上坦言，雄安新区建设未如理想，主要是时势上比较背，大环境比较压抑，并不鼓励体制机制上的进一步的探索和创新，甚至不鼓励政府的担当。他警告，到2035年这个地区如果不能够得到市场认同，不能吸引来自全球的投资，就意味着这个新区建设的全面的崩盘和失败。
在专家眼中，雄安新区可能因没有体制机制上的创新而失败，而当年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崛起正是顺势而上，深圳发挥了毗邻香港的优势，浦东增设外资银行，上海矢志发展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五大中心”，岂能抹煞香港的引领和示范？
目的是让港人变大湾区人
其实，无论是大湾区，还是雄安新区，都是生不逢时，不只因为中国近年维稳至上，不鼓励制度创新，更因为中美贸易战爆发，令其功能定位变化、对外资吸引力下降。
一方面，《纲要》虽然多处强调发展创科的重要性，但偏偏缺乏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当年依靠制度、机制创新带动经济腾飞的意愿与构思。不过，这也不出人意料。毕竟，40年来能改的、能放的，愿改的、愿放的，都已经改了、放了，不能改的、不愿改的，在大湾区同样没戏。况且，习近平在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已发表“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的宣言。
另一方面，《纲要》的主要是目的是把港澳融入珠三角，接受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的规划和指挥，让香港庞大的财政盈余和外汇储备可化整为零流入联合创新基金、丝路基金、亚投行等，让香港金融中心服务于一带一路，让香港成为引进美欧先进科技的白手套，让香港人变成大湾区人，因此何必奢谈制度创新、机制创新？要的是香港的支撑，何必奢谈香港的引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