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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总轶事

吕总是内蒙古电建公司四大“台柱子”之一。电建公司最要紧的四个专业分别是锅炉、汽机、电气、热工,吕总是锅炉工程师。吕总早年毕业于上海交大,后又赴美留学,是华北地区著名的锅炉专家。吕总出身不好,在校时曾加入过国民党。但他说,我虽然是国民党员,但我并未做过坏事,根据历史毛泽东也曾经当过国民党中央委员呀。吕总的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后来又服役于国军孙立人部,五零年镇反时被枪毙。仅此一条,就使他万劫不复,从中共建政起,历届运动都是“运动员”。

文革来了,吕总属于十恶不赦的“反动技术权威”,1966年的红八月,他几乎日日被批斗,天天被拷打。记得那年8月20日,公司召开盛大的批斗大会,吕总弯腰撅腚地站在主席台上,头戴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写有“反动技术权威吕××”的大牌子,名字上打着血红的八叉。那天也不知谁出的主意,红卫兵让四个出身不好的技术人员,每两人抱住吕总的腿,说这是为了显示他是四大“台柱子”之一。

一次,他们认为吕总认罪态度不好,几个红卫兵抓住他的脚脖子向后一提,使他猝不及防地立刻朝前面仆倒下去。就这一下,吕总被磕掉了门牙,磕破了额头和鼻子,砸烂了眼镜,满脸血污,就真的像是牛鬼蛇神了。

文革中吕总尝尽了人间屈辱。在关押期间,每天晚饭后都搬个小凳子,坐在406工地大食堂的中央,接受革命群众的唾骂。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有一年多。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他身上伤痕累累,留下一条条、一片片被打的乌青。有什么能使一位清白的知识分子更灰心的呢?

后来吕总被下放到土建工地混凝土班劳动改造,天天参与拌灰、推车、浇筑,苦不堪言。那时,他的工资由150元降至20元,勉强够他自己的生活费。

吕总的英文、日文都功底深厚,在工地窝工歇息时,常有师傅捋下手表让他给读读表蒙子及后盖上的字母,记得凡是进口表只要拿在他的手中,他瞟一眼立马就能读出上面的英文,说出手表的产地、型号、钻石的多寡,因此大家都对他非常佩服。一次,一位班长拿来了一台进口袖珍照相机的说明书让他看,他随口就把上面的英文译给他听。这位班长的弟弟在也门进行劳务输出,相机是他弟弟给他捎回来的,因为不懂外文,他无法操作。从此,班长对他刮目相看,凡苦重的营生不再让他参与,只要求闲暇时给大家讲讲他在美国留学时的见闻掌故就行了。

那年夏天,包头二电厂三期工程即将竣工,点炉后,150米的大烟囱黑烟滚滚,除尘器怎么调整也不管用。包头二电厂在青山区的北部,黑烟如果不除,将污染整个青山区和包头一二机厂,为此,军、工宣队一筹莫展。那时时兴技术攻关,于是军、工宣队组织了内蒙古西部区的200位工程技术人员集中在青山小宾馆里,为的是集思广益,啃下这块硬骨头。

吕总在牛棚里听管教人员热议此事,不经意地说:这算啥事,还用惊动200人?换我,不用上手,用脚趾头就处理了;喂条狗,扔给它一块骨头,我也能教会它。

吕总的几句风凉话,被人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立即报告给了军、工宣队,军、工宣队的负责人听到后义愤填膺,在公司生产例会上表示要对吕总严惩不贷,“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而参会的施工科负责人本来就对延长投产时间一筹莫展,此时婉转地表态说:“既然这个老吕口出狂言,不妨限定时间让他试试,如果按时完不成任务,再严惩不迟。”群专负责人则说:“我们已经把他关押了半年了,饥饿疗法很见效,眼看他就要撑不住,快交代了,你们这时把他放出去,我们将前功尽弃!”但军、工宣队最后迫于投产的压力,终于还是决定起用吕总,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同时声言,如果吕总不能按时消除此技术隐患,将罪加一等。

会后,军、工宣队队长共同找吕总谈话,首先采取政策攻心的办法,言明利害关系,他们说:“我党一直采取给出路的政策,只要你为人民作出贡献,人民就会对你宽大处理;如果你戏耍党和人民,必将死路一条!”随后军宣队长问他:“听说你能处理此事,处理此事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吕总说:“一周”。

军宣队长说:“那好吧,那我们就给你一周的时间。”

吕总说:“我头六天需要做些准备工作,第七天会一举拿下这个难题。”

话说吕总被释放回家,电建公司群众专政指挥部派人对他监视居住。当天晚饭后,吕总就早早熄灯上床歇息,“群专”的专案人员即刻去找军宣队长报告,队长说:“人之常情,食色性也,吕总的老婆是电建公司一枝花,两口子半年没见了,行周公大礼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不足为怪。”第二天,吕总早饭后又和老婆去逛街,中午在便三元饭店用餐,“群专”的人始终跟踪监视,后来他们又去军宣队汇报,队长说:“管毬他呢,反正最后期限已经定死了,如果不能如期完成任务,再对他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不迟。”

六天就这样松散地过去了,吕总因为心中有数自然心气平和、不急不躁。话说第七天上午,他通知工宣队长给他准备两个火焊工。火焊工叫来了,他亲自带领那两个人钻进烟道里,走到一个拐弯处,用粉笔在钢板上画了个圈,说:“你们就在这儿用割把掏个窟窿!”于是这两个焊工就按着吕总粉笔的划线,开始割起。须臾,窟窿割好了,锅炉点炉,霎时袅袅青烟从烟囱口轻轻溢出,并无一丝黑烟。云集在厂区观看的人们都欢呼雀跃,鼓起掌来,军管会、工宣队的人也都大惊失色。

后来,军宣队布置吕总给全公司的技术人员宣讲,他是如何处理这个难题的,于是吕总从第二天开讲。他先讲发电的生产过程,从上煤、磨煤、粗细粉分离,水处理,除灰等环节细细地讲起,许多人说:“你把我们当小孩子啦?这些我们都明白,你直奔主题好了。”吕总说:“不会走哪能跑?凡事都有个来龙去脉,要不讲到后面你们根本听不懂。”结果他云苫雾罩地讲了好几天,也没有把最关键之处泄露给他们。后来我问吕总,吕总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不想死,我要让他们知道我还有用,让他们离不开我才行!”

依稀记得,我曾恳求吕总教我国际音标。吕总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他说:“我念了那么多书都没用,你为啥还想学习?”

“我不相信一个无知的国家能长久存在下去。”我回答说。

吕总长叹一口气说:“我的近400本精装书,包括专业书籍在抄家那天被烧得精光,我现在拿甚教你?快算了哇!”

文革结束后,吕总照旧衣服笔挺,头发梳的一丝不苟,根本不像一个大难不死的人。清理三种人时,有专案组来找他落实当年一些红卫兵打手对他施暴的情况。吕总说:“唉,那时他们也是娃娃,快别追究啦,否则今生就毁啦!”

我发现,从民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有道义有良知有情怀有担当。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仿佛有与生俱来的肩负天下兴亡的使命感,他们是真正的精神贵族。正因为这一点他们才有底气来面对强权,那个纷乱的年代才留下了一抹让人难以忘怀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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