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餐饭不仅仅是一餐饭，而是百年以来中国日常故事的注脚。
在中国，没有哪一顿饭比年夜饭更有象征意义。无论战乱还是和平，无论贫穷还是富足，中国人总是会在这一天，一家围坐，吃一顿年夜饭。任时代变迁，岁月洪荒，这一顿饭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犹如一个“恒定之锚”，从一餐饭之中，可以了解中国性格。这餐饭不仅仅是一餐饭，而是百年以来中国日常故事的注脚。感知这一餐饭的历史，其实就是回望山河，擦亮过往。
动荡之时，动荡之食
1910年春节，宣统二年，末代皇帝溥仪那年四岁。按照惯例，皇室会在太和殿举行国宴，招待王公贵族和外国使节，出于礼节，皇帝只会亲临而不进食。宴会菜品极尽奢靡，据记载，“太和殿大宴原设宴桌210席，用羊百只、酒百瓶。”事实上，4岁的溥仪也没有吃什么东西，因为他还太小。
春节之食，即便在动荡的帝国之末，也未曾改变其面貌。阖家、祭祖、团圆、互道新禧，都是必然的路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美食是奢望，能够吃一顿饱饭已经是安慰。1935年，一位作家写下一段关于中国人与食物之间的文字。他说：“如果说中国人非常重视某种东西，那几不是宗教也不是学习，而是食物。”这个人是林语堂。
同样是在1935年，林语堂写下了一篇文章《纪元旦》：“我不觉回忆到我的童年。当我接触到水仙的香味，我的思想便回到那红对联，年夜饭，爆竹，红烛，福建蜜橘，早晨的道贺和我那件一年只许穿一次的黑缎大褂。”
在100多年前的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改用公历。那也是一个一切求新的年代，旧的，传统的，皆要废除，包括旧历中的新年。原指阴历岁首的元旦和新年被用来指公立1月1日，阴历岁首则叫“春节”。政府发出告示：“凡各地人民应将废历新年放假日数及废历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种礼仪娱乐点缀，如贺年、团拜、祀祖、春宴、观灯、扎彩、贴春联等一律移置国历新年前后举行。”
同样是1935年，鲁迅也写了一篇文章《过年》：“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从1912年开始，鲁迅就没有过过旧历年，过年对他来说，无所谓节日，更无所谓年夜饭，只是年纪大了，喜欢和孩子们一起放鞭炮。在之后1936年春节，那也是鲁迅生命中最后一个春节，他在日记里写到：“阴历丙子元旦。雨。无事。晚雨雪。”
鲁迅不是一个喜欢过年的人，但是在他的小说《祝福》里，也是以过年为开头：“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
与如今的人们一样，那时候的人们也是更加怀念儿时的年夜饭，在某种程度上，春节属于童年。梁实秋写过一篇文章《北平年景》：“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年菜是标准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连下水带猪头，分别处理下咽。一锅纯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末墩儿，鱼冻儿，内皮辣酱，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管够，初一不动刀，初五以前不开市，年菜非囤集不可，结果是年菜等于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后已。”
饺子也是必需品，梁实秋写到：“北平人称饺子为”煮饽饽“。城里人也把煮饽饽当做好东西，除了除夕宵夜不可少的一顿之外，从初一至少到初三，顿顿煮饽饽，直把人吃得头昏脑涨。除夕宵夜的那一顿，还有考究，其中一只要放进一块银币，谁吃到那一只主交好运。家里有老祖母的，年年是她老人家幸运的一口咬到。谁都知道其中作了手脚，谁都心里有数。”
那时的年饭标配是暖锅，就是梁实秋说的“一锅纯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上海称作“全家福”，到了安徽，则是胡适家的“一品锅”：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尺，热腾腾的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饺，底下是萝卜白菜。而到了广东的客家，则是盆菜，各种食材分门别类，层层堆积，里面的内容没有一定之规，一般会有萝卜、猪皮、鱿鱼、冬菇、鸡肉、炆猪肉，上层总会是精贵的食材，下面是吸收汤汁最佳的食材，一层层的团圆着吃。
有一年的春节，蒋经国记了一辈子。那是1949年1月28日，农历除夕。这一天，蒋介石回到了浙江奉化溪口老家，“全家在报本堂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犹有古风”。吃过年夜饭后，蒋介石还从溪口请了几个京剧名流来唱堂会，1月29日大年初一一早，蒋氏父子便去宁波城内蒋家宋朝祖基金紫庙祭祖。蒋经国在日记里写到：“自民国二年以来，三十六年间，父亲在家度岁，此为第一次”，“我们能于此良辰佳节，得庆团圆之乐，殊为难得”。
这也是蒋介石在大陆过的最后一个年，1949年12月20日，蒋介石飞赴台湾，此生未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