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回忆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劳动队》在《往事微痕》刊载以来，和一些往日难友取得了联系，经过互相交流，又忆起了一些人和事，为使这一历史事件更准确和完善，现再作如下的补充。
一、右派劳动队的人员组成
西师右派学生劳动队在我的记忆中有120人左右，我现在能够记得起来的有80多人。劳动队的主体是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他们被遣送北碚金刚乡农村劳动改造将近半年之后又被召回学校，在学校勤工俭学生产指挥部（简称生产部）监督下继续劳动改造。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部分学生：
一是五七级右派学生中被认为“情节严重”，不予分配，留校监督劳动的，他们是张静荪、童思高、郭益先、罗荣德、马超俊。
二是五八级受三类处分的右派学生中被认为“表现不好”，继续留校劳动改造的，他们是雷崇功、邱茂棣、宋国祥。
还有两个受三类处分的右派学生被加重处分，也到生产部劳动改造。是物理系的杨××和中文系的张××，已记不清名字（不久又不知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劳动队本来叫劳动大组，但学校里都称劳动队，设正副大组长各一人，先是张静荪和宋国祥，后是宋国祥和漆成志；下设若干小组。
生产部设有专职管教干部，是刚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的郭海水。
二、两个工农兵右派学生
在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中，有两人是西师附属工农兵速成中学的学生，他们是曾令荣和傅国华。
曾令荣，四川温江人，出身贫苦，土改积极分子，但不识字，送来速中扫盲、读书，准备将来提拔为农村干部。在鸣放时他根据自己家乡农村的实际情况，说农业合作化使农民没有粮食吃；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农民单干。因此划为右派分子。但他不服，据理力争，于是又加上“态度恶劣”，就受二类处分。
其实他为人比较诚实，说话做事都精明强干，也比较固执武断，倒很像一个农村干部的样子。要不是他成为右派，应该是一位得力农村干部。如果他不鸣放，在反右时以自己的苦大仇深去揭发批斗右派，他会轻而易举成为立场坚定的反右英雄。他的吃亏是他太诚实，说了实话；那怕你是苦大仇深，对大救星永远感恩戴德山呼万岁，但只要你说了大救星不喜欢的真话，就整你没商量。反右斗争的恶果之一，就是教人说假话。
曾令荣不堪忍受劳动队的折磨，于1959年6月自愿回乡当农民，以后不知所终。
傅国华，湖南人，自幼父母双亡，家境十分贫困，与比他大三岁的姐姐相依为命，1946年14岁时经人介绍给一个国军团长当勤务兵混口饭吃。1948年起义投诚共产党，以后经过阶级教育倒“苦水”提高觉悟，作战十分英勇，多次受到嘉奖也多次受伤。他是一位苦大仇深的战斗英雄。这样的人当然是共产党培养的对象，于是被送来速成中学扫盲、读书。他的前途应该是十分美好的。
在他心中，共产党不仅伟大、光荣、正确，而且神圣而圣洁；他把那个在战争年代鼓励战士用身体去堵住敌人枪口的“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的口号视为永恒，以致到了速中以后，他看不惯校长主任没有和他们一同吃饭，以为是高高在上大搞特权；又特别看不惯总务主任多吃多占，大吃大喝，不仅写大字报揭发，还当面指责，差点把总务主任正在吃饭的桌子掀了。这种对“党”如此放肆的行为当然是反党行为，而且态度如此恶劣，当右派受二类处分也就毫不奇怪了。
他的身体很不好，因为多次受伤，伤痛时常复发，肺里还有国民党的弹片，经常咳嗽，后来过度的饥饿和劳累，他终于卧床不起，生产部领导看他已没有利用价值了，甚至可能死亡，就叫他回湖南老家了，这以后就不知生死。
三、不顾学生死活的劳动改造
右派劳动队几乎包揽西师的一切体力劳动，如耕地、担粪、运煤、运粮、挖地基、抬石头、捅阴沟、掏厕所……还要到校外抢险救灾等等。总之，学校当局是把这批年青人当成可以任意支配的无偿劳动力，就像驱使一群牛马，不顾学生的生命安全。
例如1958年冬（大概是11月中下旬），一个寒冷夜晚，风雨交加，我们已经入睡，突然被紧急召集，要我们到嘉陵江打捞漂木。我们冒着冬雨跑步三公里来到嘉陵江边的毛背沱。此时已是深夜，伸手不见五指，冬雨哗哗的下，淋湿了衣服，人人冷得发抖，还要脱光衣服跳进冰冷的水里，把一根根漂木拦截到毛背沱的回水沱里。在漆黑的夜晚，我们只能通过江面上的一丝反光，看见急流中许多黑影横冲直撞地冲下来，那便是漂木，我们就游过去把漂木引领到回水沱来。这种作业的危险简直无法形容，因为雨声大涛声更大，说话都听不见，大家不可能通过语言协调一致共同拦截。都是个人行动。如果弄不好很可能被漂木撞到水底，或者被卷入江心葬身鱼腹。这是专业打捞的工作，我们哪有知识和经验。许多人都被撞到水里不知呛了多少回。我更无知无畏，看见一个巨大的黑影冲过来，便游过去拦住它，本想骑在漂木上把它划到回水沱里来，殊不知刚爬上去漂木就滚动180度把我压到水里。我冷不防呛了一口水拼命向上浮，不料轰的一声头撞到了另一根漂木上，又沉到水里再次呛水……已经是生死存亡关头了，情急之中我把双手并在头顶用力向上一蹬，才在几根漂木的缝隙中伸出头来……如果自救没有成功，后果不堪设想。如此危险的劳动，西师当局想到保护我们吗？
1958年底，右派又一次被派到校外抢险救急，是到西山坪脚下的苏钢厂抢运铁矿石，将山口处一篓篓五六百斤重的铁矿石放在一个木架上，在20度陡坡的滑道上滑行百来公尺，运到山下厂房里。所谓“滑道”，是两条用水淋湿的粘土路，又溜又滑，使拖车滑行；在两条“滑道”之间有30公分的碎石路，是供拖车人行走的。我们在运输时，五六百斤重的矿石直向我们冲下来，我们只能用背死死抵住装矿石的竹篓，减缓它在陡坡上产生的巨大下冲力，使其在滑道上按固定的路线慢慢滑行。如果你的体力不能遏阻矿石产生的巨大冲力，你将被拖车掀倒在地，五六百斤重的矿石压在你身上，将把你碾成肉泥，或者被拖车掀到悬岩下的嘉陵江中喂鱼；如果你一旦踩虚了脚，踩到了溜滑如油的滑道上，那就只能四脚朝天任拖车碾压……而我们，因为无钱买鞋子，破胶鞋早已磨平了鞋底，哪敢在也是被淋湿了的碎石路上去滑？只能打赤脚，用脚趾抓在碎石缝里和泥土中，胆战心惊地把握好方向，其险恶可想而知！如此高强度、高危险的劳动，工厂的工人不愿做，炼钢的农民也不愿做，而让毫无经验的右派学生去做！西南师范学院，我们的母校，你把我们当人还是当牛马？
像这样不顾学生死活的劳动多得难以计数，但更让人终身不忘的是饥饿。劳动量如此之大，学校当局从没有按不同工种来供应口粮，我们仍然和学生一样，每顿三两粮经伙食团克扣恐怕不足二两五。这样少的食物怎能对付巨大的能量消耗？为了“改造”，我们只能透支身体。因此饥饿、浮肿、病卧、死亡也就必然。刘继州、唐锡华、苟文纯、曾清经、黄崇华、胡光伟、傅国华等同学，或因饥饿难忍偷吃猪食、兔食被人发现后自杀，或被饿死，或饥饿休克后抢救幸存，或饿肿后无法劳动而遣送回家……
四、两位“工人阶级”
右派是敌人，是贱民，任何“人民”都可以对我们指手划脚监督改造，工人阶级更不在话下。有两位监督我们改造的“工人阶级”值得一记，以见证那个荒唐年代右派学生的艰难处境。
难友们一定记得，每顿饭后正要离开食堂回寝室休息，一个瘦高微驼、尖脸猴腮，满身油腻的工人走到你的面前，阴阳怪气地说：“你把桌子抹了哈”，“你把食堂打扫了哈”，“你们把那车大米搬进仓库哈”……
饥饿和疲劳的折磨，大家都已筋疲力尽，巴不得早些躺上床休息，却要承担这额外的负担，有谁愿意？但是那个时候任何人都可以提调右派，何况是工人？我们不敢不做而又恨死了这个“工人阶级”。
这人姓陈，不知名，厨房里的工人叫他陈疯子。
提起这位陈疯子，却是大名鼎鼎的反右英雄。1957年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大礼堂灯火辉煌，数千名师生聚集在那里批判大右派，外语系二年级学生刘其朗。上台批斗的就有这位陈疯子。他的装束一如前述，大热天还穿着一件邋遢的中山服，敞开衣领；脚穿破胶鞋却不穿袜子，一只裤脚卷到小腿一只笼到脚背。当他走上台时，大家屏住气息等待这位工人阶级的代表对右派分子作义正词严的声讨。殊不知这位“工人阶级”拿着话筒自始至终反反复复只说一句话：“刘其朗，你这个东西！你这个这个东西！你是他妈个什么东西！你不是个东西，你不是个东西！……”一骂就是10多分钟。大家始而哄堂大笑，继而嗤之以鼻：到底谁不是个东西？本想把右派分子批倒批臭的大会，变成了一场闹剧，也算是西南师范学院在反右斗争中“光辉”的一页。一个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竟上演了一场如此等而下之的滑稽丑剧。但第二天学院广播站和《重庆日报》都有“西师工人痛斥右派”的报导。陈疯子从此出名。
其实陈疯子给我们布置的任务，就是他的职责！这个看似老实的人一贯装疯卖傻，偷奸耍猾，投机取巧。他看准了反击右派的有利时机，不怕自己的形象丑陋上场表演；看准了右派是可以任意欺侮的贱民，竟胆敢命令我们为他私人出力。其卑鄙自私，已不是一般人可及。西师有许多反右英雄，陈疯子大抵是个代表。
还有一位“改造”我们的“工人阶级”，是生产部管理农场的赖师傅。他其实是一位农民、文盲，在西师打工时入了党，就“农转非”当了工人。我和他近距离接触是在养鸭组劳动时。1959年，毛泽东的大跃进破产已成定局，灾荒四起，为了给特权者提供肉食，生产部令我们几个生物系右派学生养鸭子，于是我们就拿着竹竿，打着赤脚，不管酷暑炎夏还是寒冬腊月，不管烈日当头还是大雨如注，整日奔波在水稻田里吆喝鸭群。晚上几个人挤在三尺高、四尺宽、五尺长，低矮潮湿，暑气难消，蚊子叮咬防不胜防，寒风袭来又无可抵御的鸭棚子里睡觉；在没有丝毫遮盖的露天做饭、吃饭；没有凳子只能坐在泥土上休息；没有开水只能喝井水、田水；在吃糠、咽菜，几乎断绝粮食供应的情况下，劳累一天的我们，早已筋疲力尽，还得在深夜数次起床巡视鸭群，防盗防兽……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在这个“游牧部落”中对我等右派实施改造的，就是这位赖师傅。
他对我们的“改造”，是一不小心就被他辱骂：“狗日的右派，我日你妈哟！”好像他嘴里长的不是舌头，而是一根巨大的阴茎，随时可以伸出来“日妈”。虽然我们经常遭受辱骂都习以为常，但还是觉得太剌耳，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人格，竟被他如此肆无忌惮地践踏！我们有时也想和他勾通，但这个不识字的大老粗，固执、专横，一脸的不屑，好像和右派说了话就丧失了阶级立场。有时他心情好的时候也说上两句，但多半是训斥式的：“你们要好好劳动，不要光想着复学读书。书读多了反党，你几爷子哪个不是书读多了嘛！”我们说：“赖师傅，你让不让你的子女读书呢？”他说：“读个小学，认得字，算得清工分，不挨别人整就行。”从他嘴里，我们只能感受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罪恶，感受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货真价实的废品。在这个“改造者”面前，我们只能感到全身心的悲凉！
本来他和我们一样都如太空中一粒微尘，不值一提，在此记上一笔，以见证那段以无知整有知，以愚民治智民的荒唐历史。
五、被开除劳教的难友
被开除劳教的难友有十多人，现在记得起的有：历史系的曾祥州、生物系的张福泽、教育系的潘××（忘了名字）、肖坤道、中文系的黄鹏先、陈德成、数学系的杨和贵、梁仕清、外语系的刘树森等。
这些难友被劳教的原因，有的知道，因为在戴上手铐押走之前，开过批斗会，如曾祥州、潘××；有的不知道，戴上手铐就从生产部抓走了，或者悄悄抓走后我们才知道。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在受到劳动察看处分之后还要遭受更大的苦难？下面以肖坤道被劳教为例，可窥视一斑。
1959年6月中旬的一天，当人们涌进食堂午餐的时候，西南师范学院广播站午间播音也同时开始：“下面播送教育系来稿……”接着一个气势汹汹、横蛮耍泼的声音：“罪犯肖坤道，男，教育系60级学生，右派分子，正在生产部劳动改造……”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呆了：肖坤道何时成了罪犯？他犯了什么罪行？这究竟是新闻广播还是宣读判词？……但此后的播音却语无伦次，原来广播稿如此低劣，竟然把通讯稿写成了判决书。当我们洗耳恭听之后，才得知原委：
大约几天前肖坤道正在一个粪坑边舀粪的时候，从女厕所里掉下一只手表，当失主马上到粪坑里寻找时，却不见了手表，问肖，肖说不知道，那女的原是认识肖坤道的，励声说：“右派分子不老实！你必须交出来。”肖坤道说：“没有看见就是没有看见。”于是那女的报了案，经保卫科审讯，肖坤道交出了手表。
事情就如此简单。就因为这点小事，肖坤道就成了“罪犯”！是谁定的罪？失主吗？广播站吗？他们有权定罪并将其广而播之吗？如果当初那女人不那么盛气凌人辱骂右派，肖坤道看在同学面上也许会将……然而肖坤道倒了大霉，不仅背上“罪犯”的恶名，接下来更是二十年的劳教生涯。
下午，校警就将手铐戴在肖坤道手上把他押走了。从此没有了他的消息。
……2007年，当我从网上得到一丝信息后，经过艰难的联系，终于找到了这个刑余之人。
谈到48年前的情况，他说离开西师后在看守所关了一段时间，然后押往雷马屏劳教农场，一关就是20年！其中所受苦难和身心摧残与折磨，真是一言难尽……到了1979年给右派改正的时候，难友们都从劳教农场拿着档案回原单位讨说法去了，只有他没有档案。他大吃一惊，怎么会没有档案呢？此时劳教农场才告知他，说他并不是劳教犯，当初他的“罪行”只是一般错误，够不上劳教“资格”，因此劳教单位没有接收他，退回了他的档案。但既然把人都送来了，就不能退回去给西师保卫科“抹黑”，于是就以“代管”的名义关在劳教农场劳动改造。他原来是个“代管犯”而不是“劳教犯”！却冤枉“享受”了二十年高级别犯人的“待遇”。
劳教二十年，始知自己非“劳教”！！人世间竟有如此之荒唐！和草菅人命有何区别！
二十年！人生有多少个二十年？肖坤道的全部青春年华就葬送在这莫名其妙的二十年“代管”之中！我的上帝！阿门……
又如难友黄鹏先，中文系58级学生，在生产部改造一段时间后，突然被戴上手铐押走，说是“抗拒改造”送去劳教，从此下落不明。最近才和他取得联系，得知他在看守所关押一段时间后，狱方认为“不够劳教条件”将其“教育释放”。从此他在贵州各地流浪度过了苦难的20年。
其他受升级处分，被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的难友，到底犯了什么罪？西南师范学院，你能不能把你的良心曝晒在阳光之下？
六、心灵之痛
劳动改造最痛苦的，不是超强超时的劳动，不是风吹雨打日晒霜冻，甚至也不是疲劳饥饿，而是无休无止的检讨认罪自我批判自我咒骂自我羞辱，把一顶顶反动帽子往自己头上戴，选择最肮脏最无耻的语言来辱骂自己，直到把自己骂得比地主资本家国民党蒋介石地痞流氓小偷妓女还要坏一百倍一千倍！这个时候我们感到自己是个没有尊严没有人格猪狗不如的东西。在骂完了自己之后觉得心跳加速热血沸腾脸上发烧，不敢正视别人，低着头静静在等待别人的批判……这是每月一小结，半年阶段总结和年终总结时最难熬的日子。虽然坐在一起总结的都是右派难友，但是要把自己最痛心的事重新挖出来反复咀嚼，还是心情难受。
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确不知道怎样来“批判自己，提高认识”，我们以为，大字报也挨了，批斗会也批斗了，右派帽子也戴上了，处分也受了，正在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就等着摘帽复学吧。后来经过一次次的“思想总结”，我们终于明白了党对我们的“挽救”，就是要我们从心灵深处把自己异化成没有尊严没有人格的一群贱民，一群畜牲；就是要使我们自卑自贱低人一等，在人前人后抬不起头，从思想灵魂到精神面貌都猥琐萎靡，低眉俯首，规规矩矩，叫人一眼就知道我们是右派分子。
我的“罪行”是写信揭发家乡一生产队长利用权势霸占某年轻地主女人而长期奸污的违法行为，因而“堕落”成为右派分子。我不知道我错在什么地方。如果我有错，就错在过分相信共产党的光荣伟大高尚圣洁，相信它的每一个党员都纯洁磊落；这样的党怎能容忍腐化堕落玩弄女人而又丧失阶级立场的人混进党内！我不知道我怎样来“认识”自己。后来经过一次次“思想总结”，我终于忍着巨痛向自己的心灵开刀，承认写信是一种反党行为，是向党的基层干部猖狂进攻，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向党和人民反攻倒算，是我自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一直怀着对共产党的阶级仇恨，在大鸣大放中的总暴发……，我的反党，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因此堕落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痛心疾首，只得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罪行，争取党和人民的原谅，才能重新作人。
这样的“思想总结”，恐怕任何人的心脏都会流血。但是这杯“鸩酒”，不敢不喝。
当一个人无罪的时候，要强迫自己认罪，并承认从娘胎里就种下了罪恶的种子，这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是何等巨大的摧残！
七、皇帝驾到的时候
1959年11月的一天，早饭后正准备上班，生产部通知说今天上午不上班，回寝室休息，但不能随便走动。我们回寝室不久，就发现门外有荷枪实弹的民兵——武装起来的学生把我们包围了。有难友要上厕所，那些学生用枪口对着大吼：“哪里去？不准动！”难友说：“上厕所。”他们大叫：“滚回去！不准上！”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闷头闷脑的坐在寝室里。两三个小时以后，岗哨撤除了，我们才走出寝室，心里都很气愤，自从当了右派以来，受尽了各种屈辱，但还没有像罪犯那样被枪支押解过。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新任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西师，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
自古皇上出游，也不过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大呼回避，并没有用刀枪把人看押起来，也没有听说过不准人屙屎屙尿。
可是“解放”十年了，当今皇上，对几个因言获罪，手无寸铁，正在规规矩矩接受改造的学生，明明知道他们不敢，也不会对党国要人造成任何威胁，竟如此小题大做，是显示他的威武无比，还是胆小如鼠？是显示无产阶级专政无比强大，还是为政不得人心而心虚胆怯？号称“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人，对于这些带着镣铐的奴隶，竟如此的害怕！竟然在传播科学文明的高等学府，指使一部分学生用枪口对准另一部分学生，这是“民主自由”，还是专横无道？是社会进步，还是专制复辟？
当今皇上驾到的时候，向我们显示了专制、强权、暴力与愚蠢。
未曾想到没过多久，刘少奇也遭遇了同等待遇！真是让后人复哀啊。
八、劳动队的解散
1959年9月国庆十周年前夕，终于盼来了给右派摘帽的消息，大家都盼望早日摘帽复学。但劳动队享受此“殊荣”的，只有笔者和中文系59级的漆诚志两人，我们于次年3月复学，其余都在失望与盼望中焦急地等待。到了60年8月，又有一批右派劳动队员摘帽复学；又过了漫长的一年，即1961年8月，终于盼来了中央的有关指示，右派劳动队员全部摘帽复学，包括57、58级已经毕业的同学，都再复读一年。至此，成立三年的西南师范院右派学生劳动队，这个学校中监禁100多名右派学生的校办监狱，算是寿终正寝了，这些学生所受的处分也一并撤消。但是，他们的头上又戴上了一顶为期更长的“摘帽右派”的帽子。此时，原来120多人的劳动队，除去自杀的、饿死的、开除学藉劳动教养的、不堪忍受精神和肉体折磨自谋生路离校的、因病丧失劳动能力被学校遣返回原藉的，能够熬到最后摘帽复学的，只有六、七十人。
九、后记与反思
又过了一年至几年的学习，这批右派学生总算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读完了大学。然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只能叫人扼腕浩叹！单就读大学所花的时间而言，最短的如笔者，1956—1962，6年；长的如57级学生，1953—1962，9年。金色年华，在屈辱的劳动改造中白白流失。政治上，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如影随形二十多年，在更为屈辱，更加痛苦中葬送了全部青春；在后来的四清、文化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政治运动中，无一幸免于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捕判刑，100%被批斗、被关进“牛棚”。他们不但被剥夺了基本的政治权利，连婚恋权也实际上被剥夺了，有的人直到79年“改正”之后，年近50岁才得以成家。
反右运动的功过是非，史家自有评说。可以肯定地说，是封建专制主义铸造的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但是如此大规模地，以幼稚纯真的青年学生为整治对象的政治运动，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况且，学校不但不履行关心爱护学生，和保护学生的神圣职责与教育功能，反而行使专政功能，成为实实在在的监狱，强迫学生劳动改造，甚至给一些学生戴上手铐押去劳教，任意剥夺他们的学习权利、受教育的权利、政治权利，有的还被剥夺了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这场运动的发动者，还是执行者，都难逃历史罪责。
1957年反右之时，共和国成立不到八年。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大批有知识的建设者，大学生何其宝贵。然而一顶右派帽子就把他们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于党于国，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损失。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汲取怎样的教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