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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祸乱的主要成因

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成因不能抛开前苏联。

毋庸讳言,毛泽东崇拜斯大林,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斯大林死后,毛一心要做他的继承者、接班人,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二代领袖。现存的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资料,随便翻检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尤其到了“文革”期间,中国的国家宣传机器甚至公开打出“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的口号,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嗤笑。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让毛最为失意的是,赫鲁晓夫却开始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批判斯大林,把斯大林剥得一丝不挂。毛所依凭的偶像被苏联人自己拉下了神坛,他承受不了这样的闪失,于是就强力反对并试图阻止苏联人对斯大林的反省。这是公然干涉别国内政,一向强悍的苏联人当然不会买他的账,于是他就在中国国内发动了血腥的“反右斗争”,向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向所有的参与执政的人们显示了他的不可冒犯。此类行径的意义,如同一个蠢妇与邻居争执丢了面子,回家关上门暴打自己的孩子出气以显威风。

这,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道伏笔!

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的工业发展的最好。毛知道,想取代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仅凭“小米加步枪”和一穷二白是不行的。为了这个,他筹划出了异想天开的“大跃进”运动,喊出了“超英国、赶美国”的口号。当时的苏联经济是不能与英国、美国伦比的,如果中国超过了、赶上了英国、美国,不消说也一定超过、赶上了苏联。有了经济实力,中国就可以抛出大量的物资以“支援世界革命”的名义拉拢全世界的“革命”势力,那么苏联还算老几呢?

大兵出身的彭德怀没有弄清毛的心思,只是直言“大跃进”的哪些做法不利于国不利于民,于是毛在“反右”之后仅隔一年就掀起了“庐山斗争”,创立了打击、迫害党内高层领导成员的先例。(“庐山斗争”实际上是“文革”运动的小规模预演。)最终,事实证明真理在彭德怀一边,毛的“大跃进”确实是一场极度荒唐的闹剧,不但寸功未建,还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把整个国家建设摧残的一塌糊涂,让苏联,让西方看足了笑话。让全党、全体中国人民瞠目结舌。他的治国能力暴露无遗,他的颜面一下子丢的干干净净。

在这样的形势下,赫鲁晓夫进一步公开批判斯大林、全面否定斯大林。毛依然顽固地宣称“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只字不提斯大林屠杀苏联共产党员的滔天罪行,罔顾苏联人民对斯魔的憎恨,直言诋毁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就是丑化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论战”自此开始,毛大骂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是“叛徒”、“反革命”,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他终于与“老大哥”彻底翻脸,由一贯媚苏转为公开反苏。

从1959年开始,中国被毛泽东折腾出了可怕的大饥馑,到1962年,已经有几千万群众被饿死。夸张一亩土地能生产数万斤粮食的毛,依然一心要用中国的粮食支援“世界革命”,以博取那些弹丸小国的欢心,他认为农民家里还应该藏有大量的粮食,于是就要求召开大区会议,叫大家来解决粮食的征缴问题。大区的领导们心里清楚自己无法弄到粮食,只好提议让下面的县长也来参会。于是就促成了“七千人大会”。

参会人员实在没有办法变出粮食,于是把“大跃进”的恶果毫无保留地端上了桌面,毛这时才明白自己到底闯下了多大的祸端,而且已经无法规避。但是,他还是想出了一个委罪于天的花招,说是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并不是“大跃进”的错。

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全部异口同声赞成毛的这种推诿,或许“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或者晚一点发生。但是,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却公开地宣告:“‘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句话等于干净扯掉了毛泽东的遮羞布。毛深信刘少奇一定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定会揭露他“大跃进”的错误乃至所有的错误,一定会批判他。他最终完全可能落得斯大林那样身败名裂的下场。赫鲁晓夫是他的敌人,当然,“中国的赫鲁晓夫”更是眉睫之间的敌人。

毛泽东从来与不同政见者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对待这样的人,无论党外党内,他的一贯对策是:政治上打倒,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

于是,“文化大革命”这颗超级炸弹从“七千人大会”开始进入计时阶段,三年半后由毛本人亲自引爆!刘少奇倒了,“七千人大会”的参加者百分之九十都倒了,接着是清算、批斗、精神打击、肉体摧残。很多人折磨致死,很多人自杀身亡,一场空前浩劫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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