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大鳄索罗斯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中，批评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将人工智能用于监控，是“开放社会”的最大敌人。
索罗斯是美国民主党的一大金主，也透过自己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在全球多国“输出民主”。世界经济论坛是全球政经上层的俱乐部，大体也是主张全球化的，并且相当接受中国，甚至看起来像乞援于中国输出金融经济的增长动力。2017年的其中一个演讲者，就是今日在索罗斯口中的习近平，真是河东河西，不用十年，两三年就全不一样。当时习近平在推销“一带一路”，以及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中国方案”。
索罗斯可能是其老师Karl Popper最有力的哲学实践者（虽然未必完全一致），“开放社会”一词便是来自那本知名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索罗斯批评，中国锐意发展科技监控技术，特别是集权化的人民信用资料库，使党国成为社会唯一的控制者，对人民的各种自由造成重大威胁。
索罗斯在演讲中重提自己如何接触Karl Popper而成为“开放社会”的信徒，并在发迹之后用自己的钱和影响力，在匈牙利及其他地方推动政治改革。1989年前后，他曾经打算将匈牙利模式复制到中国，也在中国开设了一个基金，但未几就遭党国派员控制，与大鳄接头的中国官员自保切割，赵紫阳下狱，北京屠杀了一回，一切完结。
“开放社会”在中国行不通
这些都可以视为西方人尝试打开中国门户，使其变成“开放社会”，让中国融入所谓的世界治理体系。但在中国似乎行不通，甚至中国人本身也对于党国强力的控制颇感满意。意味深长的是，索罗斯看到党国当下的政治合法性，来自经济多年来不断上升的默契，一旦经济不再向上或甚至向下，一切将会很难预测。
而擅长计算的索罗斯选择公开批评习近平，有一千万份之一的机会是因为他突然醒觉，重新认识中国的本质；或者有另一个较现实和合理的可能：他洞察到中国经济已经爆破，整个国家能够提供的渔利将会减少，但它养肥的政治体制，却可以颠覆他们来自的“开放世界”。本来中国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有利有弊的综合体，但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利弊的比重或已开始变动。
索罗斯认为自由世界应该结盟，并且呼吁将希望放在有良心的官员和商界。这就是他们预期中国内部可以收拾残局，大概的想象是党内的商界和军政高层可以联合起来左右习近平路线，甚至推翻之。这也是习近平最近说的“七大风险”，最重要当然是贸易战之下的“政治风险”，即下台危机。
当然索罗斯也不是吃素的，他在金融市场兴风作浪，被人称为金融战犯。在美国国内，他一向提倡最大力度的开放，认为“开放社会”就要开放边境、鼓励难民涌入欧洲之类，都令人不敢恭维。这就是Karl Popper的那一套的物极必反。索罗斯也谈中国文化，不论是真心还是假意。他推举党内还有“儒家精神”（Confucian tradition）的人，也就是士大夫在不同意君主决策时，会群起抗议阻止的传统。
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造的
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之下，不会有这种事情。余英时多年前曾谈过近代中士大夫淡出的趋势，“到了1920年代末期，士大夫文化基本已消失了”，之后在政治上呼风唤雨的是“党人”。崇尚气节的一堆是前清遗老；革命前夜奔赴现场的日本浪人也许有武士精神和一颗浪漫的心；至于民国前期的军阀虽然被两党史观严重抹黑，但比起后来当权的人，军阀都是知书识礼，至少不会对读书人太差。著名的例子是五四运动的学生殴打官员，也是得到宽恕。
但之后的两个集权化的苏维埃政党，终结了这最后的浪漫。坏的国族主义狂潮席卷一切，知识份子首先是国族主义者、党国主义者、供党差遗的仆役，最后才是一个读书人。这些人都不是Edward Said说的那些总是质疑既定权威、保持游离身份的知识份子。
至于上层的，都是出身下层社会的人。蒋和毛都是。但毛更是精通三教九流，洞策社会底下层的恶劣人心。1920年代的地下共产党年代，就已经有藉词AB团叛乱份子的内部清算，残酷杀害了几十万人，能够留下的又会是什么人呢？留下的又会选择做怎样的人呢？曾经有党内高层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造的，那可能是具党性、残酷、坚忍、善长斗争和操控人心，但不会是“反抗上级”。
到了现在，就更不用说了。近世中国重新讲儒家、在世界各地搞孔子学院，只是为了争那个道统正朔、做间谍工作，“儒者”讲的也是政治儒学，也就是如何为统治者巩固江山的帝国神学，那些犯颜直谏、太学生暴动之类的传统，其实已经消逝了。如果中国内部有反抗，也只会是因为习政府已经无能维持经济增长，而分配不公水深火热，触发原始的地方暴动，或者统治集团内部的宫廷政变，这是纯粹的血气生存之争，而不会是因为任何名义的传统气节。
所谓遗民不世袭，新政权建立之后，旧的那批人或隐逸山林、或飘洋过海，但已经无关痛痒，下一代还是会成为政权的一部份。如果要说这些，南宋遭蒙古毁灭，之后就已经没有太多了。大概索罗斯或者很多西方人都是务实的，他们当然不希望中国局势变成shit hits the fan，还是寄望内部能够自行修正，之后又再开放，又重给西方赚钱和很多好条件。所以他们现阶段都会坚持，要将习近平和人民分开看待，不免是寄望后者可以帮他们收拾前者的。
索罗斯为何寄望中华传统
然而如果人民和党内的大多数，都不认为这种状况有问题呢？习不是一个很好的传教者，他只是利用现有的资源。中国人共享不少“思想资源”：例如认为“中国人自十九世纪以来受尽屈辱”的苦难史观，使他们要不择手段富国强兵；例如远古的中华思想，是一种等差而无异于帝国主义的神圣王权思想，它本来就自视为天下，是自成体系的文明，没有打算“开放”，所以中国加入世贸，只是世界向中国开放，但中国不会同等程度向世界开放。因为开放到底就是亡党亡国，这是他们的观念。
Karl Popper的开放社会论，是从柏拉图、黑格尔到马克思一串起来反对。虽然自然有人批评他误读了柏拉图，但Karl Popper版本的那个柏拉图，就是一个提供乌托邦的蓝图，一个包罗万象的美好国家想象。在建立理想国度的时候，要动员支持者、清除反对者、推倒大部份的机制，才能一跃而就，令社会焕然一新。
然后柏拉图据说还推崇政治菁英恒久统治，国家的统治者最好同时具备哲学家的知性和德性。Karl Popper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城邦主张，崇尚“整全工程”，其实就是极权主义。人是无法了知一切，所以制订的革命也多数是建设少、破坏多，佐以大量的杀人和斗争。他认为解决方案是“零星工程”，谨小慎微的改革，出错的时候破坏较低；拒绝整体主义，而采用复杂而迂回的方式保守渐进。
然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说，对Karl Popper来说也是柏拉图式的，也就是讲究历史决定论，既然世界背后有一个相同的本质，则其历史亦循既定规律发展；只要掌握了近乎真理的这条演算法，就可以规划出一个全新的完美世界。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背后根源，是这种基于相信万物有其“本质”的信仰，因此掌握本质或历史科学的人，就似乎有权力及应该为整个社会制订包山包海的发展方向、控制所有人的生活，“令世界的本质显明”，结果就是极权国家的兴起。
所以抱持“开放社会”这个概念，去看正在全力发展高科技监控技术的中国，无疑可以断定那是法西斯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和升级版。
然而索罗斯寄望的中华传统，其实也是另一套版本的柏拉图主义。其实远古的“伟大文明”自有相似的光辉和残暴。古中华也是讲圣王统治，讲大同世界、统一九州，讲世界是“一个的天下”，讲“全”，讲“道”是“一以贯之”，到之后秦始皇将它实行了出来，也是非常“整全主义”的；“仁”是人和世界终极的本质；至于君子之政，就是将仁政推行到世界所有地方；至于中国人认为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是别有宿命论风情的。
这套文化在古世已经培育出君主专制，并非偶然；到了近代而开不出民主自由人权，亦是命定。最近余英时出版回忆录，讲到“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儒家思想扮演了重要角色”，大概是说，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类的想法，为清末民初人拥抱共产主义铺平了道路。也许是观点太刺激，不少道学家都纷纷跳出来商榷。但马克思主义，作为导致所谓“封闭社会”的思想，在中国能够火速流行和落地生根，在这角度来看是合情合理的继承发展，而不是外星细菌进入地球。本身中国文化就充满给它发展的土壤。
连防范渗透的能力都没剩下多少
从“开放社会”的他山之石，又看出了相似的事。Karl Popper讲马克思时，也不无“同情的理解”，指出他初衷良好。但纵观所讲开放社会的对立面，即封闭社会，其实都是从“初衷良好”开始。而儒家思想也当然初衷良好，但往往是初衷良好的东西，才会推展乌托邦大工程。从秦始皇、汉武帝到强调全面复古最终令社会强烈动荡的王莽，也都处于这条“划一地移风易俗”的极端主义者系谱，当然这个系谱一直伸展到现代。习近平讲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命运，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川普反而讲只“美国优先”。在Karl Popper式的视野下，习近平似乎比川普更适合被视为“开放社会的敌人”。
当然，索罗斯在各地推广“开放社会”，希望这些开放世界合成一个，听来也很像Karl Poper批评的那些狂热的线性历史论者。他自己也出钱出力，但这些融合、自由的主张也我们经常听到。但一切还是带来灾难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和人口的无限流动，只是利益了金融家和跨国企业，拆除基于本质信仰的国族界限之后，人不一定更加自由、不一定更有选择。所谓民主自由的那个世界，他支持的左倾政治家，也是乌托邦式的信徒、也想搞移风易俗、人权和融合无限扩大，也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另类暴政。他呼吁自由世界抵制华为中兴，那是对的，但自由阵营同样今非昔比。
不如同时重读自由主义的老重镇《经济学人》在创刊175周年发宣言，呼吁改造自由主义（renewing liberalism），因为自由主义腐化了，回应不到时代挑战。而比较值得忧虑的，并不是封闭社会有多强大，而是经过几十年繁荣的开放社会，莫说反攻，是否已连防范渗透的能力都没剩下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