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九日，郑月娥政府公布《国歌条例草案》，据此，凡不满中共国歌者，可判囚三年，兼罚款五万元。这样的法律，实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中共取剧作家田汉《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本来就不成体统。论文字，“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那“们”字应删去；要配乐，则改为“人民”或“军民”，总胜于众数必加“们”的现代汉语。又“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那“着”字也应删去；要配乐，则改为“都被迫”，总胜于硬学英文的现在进行式句法is being forced。“发出最后的吼声”七字，更是说中华民族死期已到，万无生理，否则何云“最后的吼声”：那“最后”应改为“生死”、“愤怒”等等。
而论史实，“侮辱国歌”者，首推中共。一九四九年，他们唾弃了中华民国国歌。一九六八年，他们把《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斗争至死。一九七八年三月，他们更窜改田汉所作歌词，改为“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等等。现在，香港小民闻中共国歌而“起来”，而发出“不愿做奴隶”的嘘声，为什么却要严惩？
香港在朝派为《国歌法》作两部鼓吹，每每说“美国也有国歌法”。但美国是民主国家，国为民有，国民不遵从国歌法所定礼仪，最多只能算是不自我尊重，所以没有任何刑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独裁国家，国为党有，国民“侮辱国歌”，是尊重自我而不敬中共，所以中共必欲治以严刑。然则中共国歌法怎能攀比美国？要比，可比当年侵华的日本军政府：他们要中国人闻日本国歌《君之代》而肃立致敬，违令者从严治罪。其事吾尝闻于父母，不意今日有幸目睹。
《世说新语·自新》载：晋朝义兴郡恶少年周处恃力横行，与山中猛虎、水中毒蛟，被父老合称“三横”。有人盼为地方除害，怂恿周处与虎、蛟相斗。周处于是先杀虎，后斩蛟。义兴父老最初以为周处与毒蛟同归于尽，无不额手称庆，周处闻之，“始知为人情所患，遂改励（改过自新），终为忠臣孝子”。周处明白，要得人尊敬，不可凭武力强迫。楚墓竹简儒家典籍有《尊德义》一篇说：“民可道（引导、启迪）也，而不可强也。桀不谓其民必乱，而民有为乱矣。”这和《荀子·大畧》所谓“导之以道而勿强”同义。但中共只知效法夏桀，一味严刑峻法防民，现在甚至要防民不敬其国歌。
“不敬”法律上应怎样衡量？郑月娥说：“《国歌条例草案》旨在教大众尊重国歌，未有清楚写出‘侮辱国歌’的定义。要界定各种侮辱行为，非常困难。”于是，他们可以随意执法，说你“心里在侮辱国歌”也无不可，毕竟有心人听到这首“国歌”，不可能不想到中共，想到这个党在中国抗日期间，串通日本夹击国军；在鲸吞中国之后，更残民以逞，至今屠民应以亿计。听中共国歌，而无亡国之恨者，尚是人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