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日前来台湾旅行，临走前，他委托下榻的酒店将他在台湾买的三本书《滚出中国》、《大辩论》、《思想史》寄回到香港。不料，回到香港后，他迟迟未收到包裹，后来收到台湾酒店的邮件通知，它们委托的快递无法寄送这这三本书，因此将书存放在酒店柜台，等到梁文道下回来台时再归还给他本人。
梁文道感到狐疑，因为他每年至少来台湾一次，每次都住同样的酒店，每次都请酒店安排快递，也每次都把书寄回到香港，何以这次不行？他追问饭店里的人，却说得语焉不详，只说是快递公司“顺丰”的意思，和他们无关。梁文道于是又更多的疑问，这是顺丰有专人在检查书籍吗？还是快递小哥直接在酒店现场一本一本地审阅？那是他们手上有一份不准运送的书籍清单？而这些人都是台湾人吧？他们是已经经过专门训练？还是他们在揣摩对岸的意思？去年之前这家酒店都是透过DHL或UPS快递，什么时候开始只用顺丰快递的服务呢？是因为那两家传统快递公司不够好，所以顺丰取代它们吗？
“台湾顺丰速运”主要股东原为香港巧顺投资，香港巧顺则由顺丰集团创办人王卫的妻子邓丽贞控制，巧顺投资则是于2016年将“台湾顺丰速运”转让予独立第三方，名义上，台湾顺丰速运不再与顺丰存在关联。在经济部的认定里，台湾顺丰属于“港资”，而非“中资”，于是可以来台湾发展其两岸快递事业。只是，梁文道的经历并非特例，台湾八旗出版社总编辑富察就表示，早在三年前他想到顺丰快递许知远的《极权的诱惑》和《伪装的盛世》就被快递小哥拒绝。香港《苹果日报》前两天实测在台湾寄书到香港，台湾顺丰快递的人直接说，现在什么书都不能寄，“有关中国的书更不能寄”。
过去一周来，梁文道无法从台湾寄书到香港的这件事成为台湾文化出版圈最热的话题。不少人质疑顺丰快递岂能配合北京政府做言论审查，甚至忧虑台湾的出版自由会逐渐被侵蚀；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台湾的快递货运又不是只有顺丰一家，顺丰不行，还可以找DHL或UPS，甚至交予台湾的邮局寄送，“市场机制自然能够箝制顺丰”，“它们无法垄断言论”……
顺丰不寄送台湾书籍到香港（中国）只是个别行为，无法箝制言论吗？梁文道的例子其实就是个反证。梁所居住的台湾饭店快递业务以往都是由DHL或UPS负责，可能是因为顺丰便宜、快速，更受饭店业者与一般住客欢迎，所以取代了原有快递公司。只是，顺丰为何能够比一般快递业者便宜快速？可能又与该公司在中国大陆得以获得某个程度上的特许甚至补贴有关。
对于饭店业者来讲，既然顺丰快又便宜，就开始舍其他快递而就顺丰，久而久之，顺丰有更大的力量去决定“市场”是什么，直到其他的快递业者逐步退出市场，让消费者没得选择。换言之，民主社会往往相信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但另一双看不见的手其实正在颠覆这种价值。
长期在资本市场浸润，台湾人往往将两岸的交流视为一种单纯的市场经济行为，但其实它往往是由国家出面操作的政治经济行为。顺丰快递的案例是如此，四年前两岸服贸协议争议里，出版界对于是否开放台湾印刷业的辩论也是如此；陆客来台是如此，就连中国在各地发展的一带一路更都是如此。事实上，梁文道所言的书本审查这几年在台湾的出版界早已不是秘密，一位不敢具名的出版业者接受网路媒体《沃草》访问时直言，中国资本干涉台湾出版产业早就不是新闻，“这些事情出版界都知道，但都不敢说，因为怕会有不好的结果”、“活在中国，有想法的人很辛苦”。
许多人不解为何一个快递公司的小哥可以决定你手上的这本书可否寄到香港或中国大陆，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汉学家林培瑞极其生动的譬喻，他用盘据在吊灯上的巨蟒来形容这种现象，这种政权无所不在，却在人们头顶上监控与埋伏，召唤批评中国政权的内在恐惧，由于深怕牵连自己与别人，于是导致人们自我审查并调整自己的行为。
这条巨蟒早就盘据在台湾的上空，你不知道牠什么时候醒着，不知道何时发出嘶嘶的声音，何时又会吐出舌信，但牠总是在，而你总是害怕担心，所以，就尽量不要惹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