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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95)

毛仍在长沙,未参加北京的会议。汪东兴也没有去。汪觉得北京闹得这么凶,这样的政治局会议他没有法子参加。

我想回北京。我在长沙起不了作用。我们的人手不足,万一发生突变,需要抢救,很难进行。北京的医疗组仍需一起研究,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急救方案。

胡旭东、吴洁和我于一月初回到北京。我们的医疗组又加入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姜泗长主任、北京医院外科周光裕主任、麻醉科高日新主任,以及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袁兆庄医生四人。稍后,这四位同胡旭东去了长沙。

我留在北京,开始向几位高级领导做简报。我先找到叶剑英,希望寻求各领导人的合作。毛不肯接受治疗,我们亟需政治局的帮助。另一方面,也该让政治局了解毛的病情。叶元帅很热心。我们聊了一会,谈到我已负责毛的医疗保健二十一年之久。然后我将外出这半年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我们也商量如何说服毛下胃管,用鼻饲,会减少食物吸入肺内,发生肺炎。

叶剑英一直鼓励我。这段期间我跟汪东兴、张耀祠的关系也不好。我将毛的病向汪东兴、张耀祠讲了很多次,他们一再说不懂。甚至拿了模型、绘图,说了也是白搭。自从毛发现有了这个不治之症以后,张耀祠更是一副推卸责任,生怕有些事落在他的肩上的样子。张一再强调,他又不懂医,他只管警卫。

叶的话使我的精神压力大为减轻。叶说,依毛的脾气,恐怕不肯下胃管。叶也提醒我,不要使江青又藉机发动夺权活动。叶记得江在毛一九七二年病重时搞的那场闹剧。江仍可以再斗我一次。叶并叫我不要忧心,他答应在江对我伸出毒掌时,帮我解围。

我长舒了一口气,全身好像轻松了一些。我回到三〇五医院,开始筹备工作。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日,我去三〇五医院的新楼病房探望周恩来。周的病情又恶化了。周去年十二月去长沙前,医生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当时为了解决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没有告诉他。大会在一月十七日结束,中国这列火车又重新向现代化的路上驶去。这时医生又怀疑他有结肠癌,正准备做结肠镜检查。

周面容清瘦,脸色苍白。他不愿整天躺在床上。我见到他时,他坐在沙发上,穿着整齐的中山服。我向周解释,因为他正在检查和治疗,恐怕影响他的休息,所以回北京两个星期都没有来。周怪我不早去,他很关心毛的身体情况。

那时毛已离开长沙前往杭州。北京医疗组第一批人已随毛去杭州。我和其他人员定于明天前往杭州。我不在期间,毛终于同意进行总体检查。

周也和别的医生讨论过毛的病情。毛的白内障好治疗。他问我们,对运动神经元病研究出办法没有。周还是难以接受那是不治之症。我告诉他,对这个病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国外也没有办法。

周说:“可以请中医看看。”

我告诉周,毛并不相信中医。即使看了,熬的汤药,他也咽不下去。现在已经不能喝水,一喝就呛,只能喝像稀浆糊样的稠汤。

周沉默了一会,然后说:“你见到主席,替我向主席问好。”

第二天,我带着十二名护士和十名医生离开——吴洁、两位神经内科医生、三位眼科医生、两位爱克斯光科医生、两位化验医生。耳鼻喉科和外科医生已经在杭州。

毛的总体检查分四天完成。原来按保健工作保密规定,给“首长”进行检查治疗,各科医生只能了解和处理本科的疾病,不允许打听别的科的情况。我的工作便是分析各报告,再拟出一套治疗办法。这条规定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医疗本来是一个整体,各科之间互相保密,就不可能得到全面的判断,特别像毛已经不是一个系统、某一个器官有病,各科如仍互不商量,就会顾此失彼,发生医疗上的失误。经汪东兴同意,这次可以各科分别检查,然后共同讨论做出全面的衡量。耳鼻喉科医生先行检查,再来是内科、神经内科和眼科的检查。做了心电图测试,取了胸部和心脏的爱克斯光片。由心脏的爱克斯光片可以判读心脏是否有扩大的迹象,如果有,那表示有心力衰竭的危险。

综合这次检查的结果,毛患有运动神经元病、两眼白内障、冠心病、肺心病、两肺底部有炎症、左肺有三个肺大泡、左臀部褥疮、血液中的氧气过低。这时候毛还有低烧,咳嗽很厉害。大家商量这次无论如何要下胃管进行鼻饲,这样服药也方便。另外再做白内障手术。

我综合了大家的意见,给毛写报告,说明检查结果、病情分析和治疗对策。二十七日写完,交给了张耀祠。张耀祠给了张玉凤,让她向毛报告。因为这时毛已完全失明,一切报告都得由别人读给他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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