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虽然又保了我，但我不能每天都见上他一面。他此时不需要我的医疗服务，我每天同卫生员小李和护士背着药箱到车间和工人宿舍巡回医疗，每隔几天才向毛汇报一次。文化大革命虽然仍在进行中，但是从厂内来看，正如毛同我说的：“什么文化大革命，人们还不是照旧结婚、生孩子。文化大革命离他们远得很哪。”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似乎也变得很遥远。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不敢表示出厌烦，可是显然在淡漠下来。但是一些大城市内，两派之间武斗不停，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动用了机关枪和大炮。对这些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依然在不停地进行着。如果中央不插手干预，武斗将无止无休。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一天汪东兴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立刻到游泳池去看毛。毛牙痛要我去看看。
回一组后，反而有种陌生感。一组完全变了样。汪在他的南楼办公室三楼给我整理了一间卧室。我原来在一组的值班室那排房子，毛远新全用作他的卧室和办公室。毛的随身工作人员全调换了。徐秘书、服务员小周、警卫员和护士长吴旭君全部被毛派去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参加军事管制工作。
身着军服的八三四一部队仍在室内游泳池周围保卫毛的安全。但最令我惊讶的是，毛身边的女友更多了。我不熟悉那些服务员和警卫，但我看得出来那批新人都很崇拜毛，就像我刚替毛工作时一样。我猜想旧的人和我一样遭到幻灭的痛苦——跟毛越久，越无法尊敬毛。只有不断调换身边的人，毛才能保证他会永远受到爱戴。
我替毛检查口腔。因为长年不刷牙，牙垢很厚，牙齿上似乎长了一层绿苔。没有办法判断是什么问题。
我说：“我不懂牙科，是不是请一位牙科医生看看。”
毛说：“你给看看就算了，不必再找别的医生来了。”
我想，我不懂牙科，马马虎虎治疗，岂不是笑话，何况盲目治疗有害无利。我又讲：“牙科是一门专科，不懂的人，可能治坏。”
毛不置可否，我退了出去。我走进南楼汪的办公室，他在等我的消息。我将毛的话告诉他。汪说：“自从江青一心想将你打成反革命以后，这可是主席第一次找你看病。身边的人全换了，把你又叫来，你要用心搞好。江青还没有罢手。”他让我到三楼给我准备的房间去休息。
我走到三楼，突然看到吴旭君。原来江青下命令将吴从二七厂调到钓鱼台。江青知道吴旭君和我共事多年，一直逼吴旭君写揭发信或签已写好的文件，证明我想毒害江青。吴坚不肯签，江青说她包庇坏人，要审查她有什么问题。吴去找汪东兴，汪让吴搬回南楼。在这种情形下，还能够不顾自己而仗义执言的人，可是太少了。我十分感谢吴。
第二天我同吴一起去游泳池见毛。毛见到吴很奇怪，问吴怎么从二七厂回来了。吴将这些经过告诉了毛，说：“现在我也到了反革命的边缘。”
毛大笑说：“好，我这里专收反革命分子。你们两个反革命就在我这里吧。”随后毛又说：“大夫你不要管江青的事了，让她自己另外找医生。护士也让她自己去找。”
我问毛，我如果碰到江怎么办。毛说：“远远的见到她，避开就是了。”这点我没有听毛的。此后即使对面相遇，江青视若不见，但我并没有躲避。
北京医院当时仍然很乱。院内分成两派，院长和党委书记都被打倒，还没有领导接管。我请任何一派的牙科医生，都会表示我——以及毛——是支持那一派的。我也不晓得该支持谁。因此我从上海华东医院调来一位牙科医生。
我一再向毛推荐上海来的这位医生，最后毛光火了，他对我吼说：“我不同意让这位医生看。你一再要他看，你这是强加于我。怪不得江青要整你一下。”我心里很不服气，我想：你说我强加于你，可是你勉强让我做不是本行的事，还不是强加于我。
我只好一方面请教牙科医生，一方面翻看牙周病教科书给毛治疗。毛的牙床一直在恶化，我能做的只有叫他用消毒水漱口，将表面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在感染处抹药。一个月以后，症状就好多了。
毛的病痛不只是生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一九六九年四月准备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九大）。此时中央内部矛盾已经完全表面化。一九五六年“八大”所提出的纲领到此时仍未被官方扭转——支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毛思想不再是中国的领导意识形态，并批评毛的“冒进”。这些纲领长久以来都是毛的紧箍咒，而念咒语的人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这十三年来，毛一直想取掉这个紧箍，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这一努力的后果。在筹备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对毛的个人崇拜已是登峰造极。人人胸前佩戴着毛的像章，手中持着红皮的毛的语录本，背诵毛的语录——甚至在店里买样东西，也要互相背上一段。中国人每天都要在毛像前鞠躬，“早请示、晚汇报”。上下班时，大家都背诵一段毛语录。毛主席的思想早已超越意识形态，而成为宗教经文。
“大冒进”？毛的大跃进创下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死亡人数。据估计至少有二千五百万到二千万人饿死（有人估计高达四千三百万人）。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社会大混乱，摧残生灵，拆散家庭、友谊，中国社会的基本联系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