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宏、保山文教系统的整风反右运动
1957 年夏季，我们保山、德宏两地的中学教师集中到腾一中参加“整风运动”，文教口的主要领导是张治，腾冲中学的主要领导是保一中的校长杨侃。在保一中大礼堂听了动员报告之后，我感到了党的光荣和伟大，应该毫无顾虑的帮助党整风，使之改正工作中的缺点。1952 年我在昆明师范学院读书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是理化系学生代表，帮助教授们“洗脑筋”。1953 年毕业后，已分配在昆明市区任教。但我听了党的教育，有志青年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向省教厅提出申请调到边疆。同年12 月，经省教厅批准调到保山地区，经过四天的行程到保山。我到文教科报到时，朱科长对我说：“你来了太好了，我们腾一中固东分校因缺物理老师，开学两个多月无法开课。那地方太偏僻，交通不便，离国境线很近，你若不愿去还可以另外分配。”我回答说：“越边远越艰苦的地方越好，我从昆明来就是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不几天，他找辆货车把我送到了腾冲城，郭惠文先生找了匹马接我到学校。到了学校一看确实简陋，在昆明住的是洋房，点的是电灯，行的是柏油路；在这里住的是透风的木房，点的是油灯，行的是土路。但我毫无后悔之意，全心全意投入教学工作，在学校深受师生的好评。整风运动学习中，我被任命为记录员。当我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后，对党的政策深信不疑，那时我对党和毛主席的相信，像少女初恋一样的纯真。我坚信“言者无罪”，我做到了“知无不言”。我的主要言论有下列几方面：
一、1956 年暑假，我到昌宁更嘎去会女朋友，向导带我从小路走，爬过几座大山。当我们走到了一个山顶，看到有间茅屋，我们又累又渴便进去讨水喝。到屋里一看：一个老太婆，穿的衣服破烂不堪，家具很少，连铁锅都没有一口，是用土罐烧水煮饭。当时，我心里想不通，解放六年了，山区农民为何还这样穷？在整风学习会上我讲述了这些情况，并提出希望政府采取措施扶助山区贫困农民。这一发言，后来成为我污蔑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
二、当我看到报上登载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时，我就随便说：“是呀，像唐小全从来都没有学过医，怎么能当好卫生院院长呢？”这个唐小全正是我们顶头上司杨侃之妻。汇报上去，我马上被撤去记录员，扣上右派帽子，打入另册。为了充实右派言论，又把以前说过的找了两条：一是我和同学们去洗衣服时对同学说“洗衣服主要洗领子和袖子，领子和袖子容易脏”；另外一条是“饭堂饭不够吃，学生抢饭吃。统购统销是为了防止奸商投机倒把，我们是学校，应该吃多少供应多少。学生饭都吃不饱，身体怎么会长好，身体长不好，学习怎么会好？”这条成了我反对统购统销政策。
在教师队伍中，很多教师被划为右派的确很冤枉，不仅冤枉而且很荒唐。腾冲一中因为没有大礼堂，每次开大会和文艺晚会都在院子里，学生自带凳子。为这个事情好多好心的老师都提出：腾一中是所完中，学生这么多，没有礼堂，开个会，逢年过节的文艺晚会都不方便，请政府拨款给学校盖个大礼堂。提这个意见的教师通通都被打成右派。
胡守仁，腾一中教师，他原来在昆明中法大学任教，中法大学从昆明迁内地时他不愿到省外而回老家腾冲。胡守仁到腾一中任生物教师，他对工作勤勤恳恳，一心一意为了教学，除了吃饭和睡觉，几乎都在学校搞实验和备课。因成绩卓著，1956 年被评为省先进教师，参加了省的先进工作者会议。回校后，他更热爱党，更拥护党，在整风运动中提出合理化建议。但因他曾是国民党员，还是国民党时期的中学校长，自然很难躲过这场浩劫。运动后期，按历史反革命论处，判刑十八年。
段启熙原是腾一中固东分校（后来改为腾三中）主任。1952 年政府决定利用同德中学校址，创办腾一中固东分校，指派段启熙负责。由于战乱，原校早已残垣断壁，草木丛生，一片荒凉。他细致规划，勤加督办，学校建设进展顺利，还带领学生身体力行抬石头，脱土坯，砌筑围墙几百米，到十几里外的山上砍伐石竹棍，编修花园竹篱，初步形成优美的教学环境。学校设备简陋，教具奇缺，学生基础差。他除了全面抓学校的教务、训育、生活、行政工作外，还担任语文教学，其它教师缺乏时他还去顶替。学校在他的带领下，养成了奋发向上的优良学风，学生成绩进步很大，许多人毕业后考入高中、中专，后来升入大学。不少人后来成为教授、专家。这都是和段启熙的努力分不开的。然而，在1955 年的肃反运动中只因为他的家乡腾冲被日本人占领了，为了收复家乡，抵抗日军，就投奔到大理国民党办的教导队受过几个月的训，被审查十个月，查不出什么“罪行”，但仍免去行政职务，调到腾一中任高中语文教员。他学识渊博，讲课生动、活泼，形象化，深受学生欢迎。整风运动中他在劫难逃，被划为“极右”送到柯街农场劳教。他丢下年过花甲的老母，乳臭未干的小孩及妻子。过去，全家生活靠他的工资收入。如今，全靠无工作的妻子帮助别人缝缝补补赚点小钱过日子。他感到有国难报，有家难归，对不起母亲和妻室儿女，所以决心一死了之，他趁上山砍柴时把斧头绑在树上自杀未遂救回宿舍。但他还是趁大家吃饭的时候，用刀片剖腹挖出自己的内脏而死亡。
赵之汉是华西大学毕业，原来是保一中教师。为了加强腾一中的教学工作，被派往腾一中任教导主任。他是个全才，不论是数理化还是文史地，或者是体音美，不管哪科教师缺课他都可以去代。整风学习时，领导很信任他，决定他留下管理学校，但是，到了整风学习结束后也给他补了一顶“右派帽子”，送往农村监督劳动。
我们被划为右派后，失去了一切的自由，吃饭，大小便都有人看守着。平时，集中在一个专门的教室里写检讨，需要批斗谁时，随叫随到。大小便有固定的时间，去哪里都要采取集体行动排成一路纵队，前有领队，后有压阵。我校教师杨桂林，打成右派后心事沉重，精神恍惚走路时不小心，脚尖踢起一块小石头，碰着领队人的脚后跟。领队人汇报上去以后，就视为是阶级敌人的反抗行为。当天晚上就宣布他是现行反革命，逮捕入狱，后死于狱中。
我们每天晚上都要交一篇检查，否则不准睡觉。腾一中副校长陆汉白，1917 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他曾打电报给列宁，表示祝贺。他一贯表现很进步，拥护共产党。解放后得到重用，安排他当了副校长。划成右派后，叫他写检查他经常交白卷，因此经常挨骂、不许睡觉。看管人员骂他：死猪不怕开水烫。他总是说：我是拥护共产党的，我不是反党，我是帮助党整风。所以，他每天夜晚都在两点后才能上床。
在整风运动中，有的人趁机利用手中之权，陷害忠良，龙陵中学校长张一太就是个典型。他是个好色之徒，曾奸污女生多人，凡正直的教师无不义愤填膺，严加指责。因此，在整风运动后期，全校教师除一贯吹捧他的如赵荣造等少数人外，其余教师7 人都被打成了“右派”。我们腾冲三所中学的百名教师，整风中被划33 人，后又被捕了几个，加起来近40 人。这些教师多数是教学骨干，除上述的胡守仁、段启熙外，如杨元生，他在昆明师院数学系读书时，就是高材生，只因为他出身成分高不能留校任教才分到腾一中来。整风运动中因他参加过“三青团”并任过职，后按反革命论处送去劳改。反右之后，教学质量下降是自然的了。
1958 年3 月，中共中央对右派的处理已有明确规定，最重的是劳动教养。但是，当时的领导，为了考验群众的觉悟，在宣布处分前，故意让大家发表对右派的处理意见。好多人为了表现积极，提出判刑八年、十年、卅年，还有人提出对赵×要判死刑，少数人提出劳教、管制等。在宣布处分时，杨侃声色俱厉地说：这些右派罪大恶极，同志们提出给他们判刑是应当的，说明了大家觉悟高。但也有个别同志有同情心，认为给他们劳教就可以了，说明这些人觉悟不高。右派分子是罪大恶极的。但我们严格执行中央宽大为怀的政策，对他们从轻处理。宣布结果：多数送劳教，少数送农场监督劳动，个别老弱者留校监督。
武装押送监督劳动
1958 年3 月12 日，我们被武装押送到国营潞江农场监督劳动，后又从昆明、德宏等地送来几批共108 名。场长田德恒在给我们讲话中仍称我们为犯错误的同志，他说：“我们把你们当成动力而不是包袱，希望大家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听了田场长的讲话大家很受感动，许多人信心十足，下定决心改造好自己，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在场部学习三天后，兵分两路，一部分分到八队去大红山开荒，一部分到老桥挖咖啡坑种植咖啡。我们忍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言行上循规蹈矩，劳动上拼命干，许多人劳动超群，如李道法、王金文、林德功等，每天打60×60×60 公分的咖啡坑上百个。杨自立、李炳全、段应焕开荒达1 亩，吴作民到野外找猪菜每担都在一百公斤以上。
由于气候炎热，酷暑难当，在室内也是汗流不止，长期在烈日之下劳动，皮肤灼伤，很多人背上脱了一层皮。在这里毒蛇、蝎子、蚊子、蚂蚁、蠓虫到处皆是，一不小心就被叮咬，肌肤红肿奇痛难忍，有的还得住院治疗。如王钦被蝎子咬着后，住院十多天。我们这些人，大多数是白面书生，没有劳动过或很少劳动过，在这种恶劣环境下，高强度、超时间劳动，艰苦程度可想而知。我们都是秉承着“争取早日摘帽，回到人民队伍”的信念，克服了思想上和体能上的困难，咬紧牙关，拼命干活。盼呀！盼呀！谁知事与愿违。
“五风”刮不尽饥饿又来临
整风反右之后，敢于仗义执言的有识之士都被戴上“右派”帽子，成了阶级敌人，专政对象。全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再也不敢讲真话了，而是学会了讲假话、大话、空话。毛泽东忘了马克思教导的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的教导，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强调“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将来的事了”。1958 年6 月，河北省徐水县委订出规划，要在1963 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从此全国响遍了“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号召，提出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口号政策、措施相继而出，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风）愈演愈烈。农民养猪种菜、喂鸡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被禁止；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鸡生蛋换油盐”的生活习惯不准了。全民皆兵，集体行动，吃大锅饭。加班加点已成为家常便饭，更无假日和星期天，上弦月加夜班，下弦月加早班，并要做到“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打起背包就出发”。曾流行“一碗一筷，一铺一盖，多了是祸害”的顺口溜。报刊上大力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是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唯心主义思想口号。全国到处大放所谓的高产“卫星”。广西省环江县吹报亩产稻谷13 万斤。为了让人们相信，在稻谷中央打个暗桩，让一个小孩坐在上面，此幅照片登在当年的人民日报第一版。我们农场老桥队的甘蔗提出亩产150 万斤，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下种时，把两芽间的那一段砍掉，只留芽子，一共埋了11 万个芽。长出来的苗密密麻麻，比韭菜还要细，根本不能成长。还有一个队为了完成亩产几万斤的指标，把十多亩未成熟的稻谷移到一亩田上，结果，不但完不成指标，还多数成了瘪谷。全国开展土法上马大炼钢铁，投入九千多万青壮劳力，成熟的稻谷由“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即妇女儿童、老人去收，好多收不回来，浪费很大。由于土炉温度不高，不仅上亿亩森林惨遭砍伐，造成水土流失，且炼出来的多数是废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几十亿。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也说：“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1070 万吨钢，是我下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 万人上阵补贴40 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
粮食作物大面积减产，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全国人民生活在饥饿之中。1959 年3 月份，农场开始吃稀饭，且越来越稀，吃得再饱，几泡尿后腹就空了。由于劳动强度大、时间长，食不果腹，饥饿难忍。我在睡觉时，嘴里默念着普希金的诗：“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念着念着睡着了。思想上的难熬应付过去了，但是身体上由于营养极度缺乏，患浮肿病的人逐渐增多，人们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争相采食过去喂牲畜和猪的饲料，如：麻郎果，三叶豆，芭蕉根……等，还有的捕食老鼠。水库队李道法经常采集芭蕉根，吃不完的切片晒干储备着，这种植物为韧性纤维状物质，吃下肚不易消化，解大便时塞在肛门口，还得用手指一点一点的抠出来。偶尔供销社也出售一点芭蕉糕、橄榄糕、油枯饼之类的代食品，人们当做珍品抢购。如今，送人也无人会吃。
由于浮肿病人增多，有的已经饿死，如赵子厚：他浮肿得全身无力在家休息，晚上睡觉时饥饿难熬，叫喊着：“我饿啊！我饿啊！……”旁边的王钦劝他：“你别叫了，我们个个都饿，你叫了影响我们睡觉，明天我们还要出工。”他忍着不叫了。第二天早晨起床钟响了，王钦赶快叫赵子厚：“老赵、老赵、快起来打稀饭了。”但无回音，以为他睡着了，就到床上用手晃他，结果才发觉他早已断气了。在这种情况下，农场成立了浮肿疗养队，把浮肿病人集中在一起，不但不出工劳动，而且在粮食上多供应一点，还有点红糖，花生之类的营养品，我曾两度住浮肿疗养队。
在那时不但食物缺乏，其它生活物资同样匮乏，牙膏、肥皂长期买不到，用盐水刷牙，用灶灰水洗衣服，有时连盐也缺。买布都要用布票，一年只发几尺，有一年一人只发一尺七寸，只够买一条汗裤。人们穿衣服特别节省，一年中有半年不穿上衣，上身赤裸，下身穿一条二短裤，裤脚都是补丁上加补丁。我们住的房，睡的床都是自己上山砍竹、割草亲手建造茅屋、篱笆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