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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所忧何患

世界达沃斯经济论坛最近发布《2019全球风险报告》,称全球在重大问题上的合作已陷入“危机状态”。索罗斯在会上特别指出:由于中国的雄厚财力和先进的高科技助纣为虐,“使习近平成为开放社会最危险的对手”。在索罗斯发表这番言论的同一天,中共为全国省部级领导举行的“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结束,习近平在会上也大谈风险,称首要的风险就是国家的政治安全。

索罗斯与习近平的风险观截然对立又互为因果,一个是要抵制极权体制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另一个是要化解自由世界对极权政府的威胁。美国司法部本周公布对华为孟晚舟及其两间子公司提出23项控罪,并向加拿大正式提出引渡。联邦调查局局长说“华为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了双重威胁”。

毫无疑问,孟晚舟事件是中共体制酿成的恶果。尽管华为老总任正非多次申辩自己拥护中共,但不会去做危害任何国家的事情,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共可以毫无法律基础地要求任何企业、任何人与政府合作,且是黑箱作业,没人能知道其中的风险所在。滥用权力的黑箱作业就是习近平确保所谓政治安全的重要手段。

中共“风险研讨班”强调的“底线思维”是习在2013年初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即“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官媒称之为忧患意识。习近平所忧何患?他说得非常明白:“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

习近平的忧患意识,忧党是排在首位。党的安危,排在国家兴衰和百姓权益之前。人们不难理解也明显看到,中共为了确保党的执政安全,可以不顾国家和民众利益。在自由民主国家,为了国家和民众利益,政党和政府的立场可以而且必须纠正,否则选民就会颠覆你。而在中国,不能反对中共,不能妄议中央,为保独裁政权的政治安全,老百姓的政治安全荡然无存。

剥夺全国百姓的政治权利

本周初,天津法院和湖北随州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判处维权律师王全璋和维权网站“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有期徒刑四至五年,并剥夺政治权利数年。搞笑的是,这些所谓罪犯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任何老百姓实际上并不拥有,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组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等,不曾拥有的政治权利,谈何剥夺?换句话说,现实中民众的政治权利已被剥夺,全都成了罪犯,整个中国犹如一所监狱。

孙中山说过,政治是众人之事。不允许众人参与并且行使自己应有权利的政治,是伪政治,也就是国内新左派领军人物、清华大学汪晖教授所说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政治是对话,不是独白,是有规则的博弈,没有政治,安全将成为奢谈。开放时代不开放,极权政府无政治,习近平要维护的政治安全,不过是独裁集团极少数人既得利益的安全,不仅对索罗斯所说的世界文明秩序构成严重威胁,也对国内老百姓的生存和发展造成极大损害。

众所周知,作为必要之恶,国家是一种暴力机器。实施这种暴力有两个前提,一是经过人民同意,二是受到法律限制。中共不还政于民,不依法执政,终将难逃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国内民众的唾弃,习近平所忧之患将如影常随。多行不义必自毙,为了一己或一党私利,任何人我行我素滥施暴力,给世界和老百姓制造恐惧,他自己也将永远生活在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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