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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就是中共的帮凶

习近平就所谓《告台湾同胞书》40年,对台湾恐吓必须接受中共的统一,所谓“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而所谓“统一”与“探索两制方案”,就是要接受“一国两制”,把台湾置于中共的控制之下;在习近平的“讲话全文”清楚见到的,就是两岸关系绝不对等,所谓谈判就是要台湾接受中共的统治,至多这种统治的条件是可“谈判”,而中共不排除使用武力,去促成达到这个结果,由始至终,都只是强盗逻辑。

造成今日的局面的,当然始自民国初年所发明的“中国国族主义”(民族主义);民初时的知识份子,把当时社会遇到的一切问题,全部推给“分裂”、“军阀割据”对待,把一切未来的希望,说是“统一”而强力的中央政府就可以达到;这种想法的背景,是在于抗衡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然而早就过时了;在1949-1971年期间,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一直仍以自己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代表自居,直至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被中共抢走联合国席位为止;这种政策在当时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明显中共抢走了“中国”的代表地位后,台湾却一直怕动摇其“汉贼不两立”政策,继续坚持其“一个中国”政策,结果就是错失“两个中国”的契机。

二次大战后的德国,由四国占领区演变为西德与东德政权;而“两德”当初亦一如台湾与大陆般,视对方系非法政权,而视自己为唯一合法代表;然而双方终于在70年代改变政策,于1973年同时成为联合国会员,以及建交外交关系;事实正说明,“两个德国”政策不但没有影响“德国统一”;反之承认对方后,才有对等的谈判基础;然而在台湾的国民政府,不但未能及早接受美方的建议,即接受联合国有两个中国;当被赶出联合国后,也没有积极争取各国,同时承认民国政府与中共;于是中共自文革“复原”,美国也改为与中共建交之时,台湾就陷于中共的绝对包围与国际疏离之中。

然而国民政府迟至1992年,仍未能认清“一个中国”的害处——在台湾势弱,中国势强时,台湾是要争取承认,而非与中共“竞遂”中国的代表权;因此即使连“各自表述”,最终也只是闭门造车,被中共全面“代表”去;1992年的会谈之中,中共拒绝书面承认“各自表述”,而口头则各执一词,事后语带不焉,去到2000年后就借用苏起的一句“九二共识”而含糊过去;然而中共的九二共识,就只有“一个中国”,没有“各自表述”,国民党等泛蓝的政党,沾沾自喜以含糊其辞为成就,却不知这正中下怀,这才是中共想要的结果。

今日的国际上中共的声音大,而台湾的声音小,台湾接受“一个中国”,各国理所当然把一切打压台湾的行为,都宣传为中国的“内政”;中共以“含糊”的声明统战,一如中共在香港的政策,所谓“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最终全面扭曲,如今已不敢再提“五十年不变”、“河水不犯井水”,而改说“全面管治权”、“高度自治不等于全面自治”、“一国先于两制”;而所谓“港人治港”,则沦为“投共港人治港”,或甚至“新移民港人”治港。因此由“一中各表”,扭曲为“一中”,没有“各表”,再淡化为“九二共识”,然后对共识的定义,无论台湾岛内外,都没有共识,结果就是有“一中”是共识,这种做法,正是中共在香港以往透过一些“口号”,再事后修改的做法,根本是一心诈骗,绝不可信。

从香港的教训正说明,白纸黑字的保证,在联合国登记的《中英联合声明》也不可信,何况是一开始就没有的承诺,以及一开始就没有的“共识”;当习近平开宗明义,把“九二共识”定义为“一国两制”之时,台湾就更不应该接受所谓“一个中国”,而是接受现实,即争取“中华民国”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存在,即“两个中国”的事实,而不是帮中共统战,继续宣传对统一既无助,只有利于中共独裁专政的“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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