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3日，中国南方深圳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工作（路透社）
一位中国科学家公布他促成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一对双胞胎女孩的诞生。如果属实，这将是科学和伦理领域的一次意义重大的飞跃。很多主流科学家认为这项试验太不安全，有些科学家表示谴责。
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说，当事父母不愿曝光，因此他不能透露他们的住址以及实验地点。贺建奎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独立的第三方的确认，也没有发表在任何一份经由专家审查的学术刊物上。本周一（11月26日），他在香港出席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的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他还接受了美联社的独家专访。
一位美国科学家说他在中国参与了基因编辑婴儿项目。但是，在美国这类基因编辑实验是不合法的，因为改变后的基因会遗传给后代，也存在伤害其他基因的风险。
近年来，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编辑基因的便捷之道，即控制人体的DNA链。这种工具被称为CRISPR-cas9，它可以对DNA进行操作，增加需要的基因，或者减少导致问题的基因。但是，它只是新近才应用于治疗患有致命疾病的成年人。用它来编辑精子、卵子和胚胎基因则另当别论。美国禁止这方面的研究实验。中国支持禁止生殖性克隆技术，对基因编辑研究没有特别规定。
世界首例转基因婴儿即用了这项操作手法。这项操作预期为编辑基因的两个副本。但测试表明，双胞胎中有一个已经改变了预期基因的两个副本；而另一个只是改变了其中一个，携带该基因副本的人仍然可能感染艾滋病毒。贺建奎说：“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不只是要争当世界第一，而且要作出一个示范。”他对美联社说。对于该不该禁止此类研究，他认为应该“由全社会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
一些科学家对此研究感到震惊。“这是有违良知的人体实验，它没有经过道德伦理审查论证。”宾夕法尼亚大学基因编辑专家基兰•穆苏努鲁博士（Dr. Kiran Musunuru）说。他也是一份遗传学杂志的编辑。
位于加州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负责人艾利尔•托普尔博士（Dr. Eric Topol）说，“这项技术还远远没有成熟。我们在进行人体实验，这不是一件小事。”
不过，哈佛大学知名遗传学专家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为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尝试辩护，认为艾滋病是严重而且持续发展的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他说：“我想这种研究的正当性是可以论证的。”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中国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会艾滋病专业学组副组长卢洪洲教授对这项研究的价值表示了疑问：“艾滋病的母婴阻断非常成熟，如果担心艾滋的亲子间遗传，母亲治疗就可以了，干嘛还要做这份研究呢？它的研究价值何在呢？”卢洪洲还对这一技术可导致的其它疾病表示担忧。
北京《新京报》报道，该报记者致电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正在开会讨论此事，此前并未收到项目的伦理审查报备。
德伦理学家：基因编辑造人是对科学精神的蔑视
中国科学家培育出基因编辑婴儿的消息传出后，德国神学家达布洛克表示震惊和谴责。
中国诞生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报道传出后，神学家、德国伦理理事会主席彼得•达布洛克（Peter Dabroc）表示，这一行为是对科学的侮辱，是“不负责任的人类试验。”
达布洛克周一（11月26日）在埃朗根表示：“如果有关报道得到验证，即借助CRISPR基因剪切手段诞生了一名转基因婴儿，那么这对科学界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明天全球科学峰会将在香港召开，议题之一就是如何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人类基因编辑。而就在此前一天公布了这样一个试验结果，只能说这是对负责科学态度的一种蔑视。”
达布洛克呼吁，政界必须尽快关注这一话题。“鉴于中国所出现的发展势头，有必要考虑建立起类似于国际原子能机构那样的监管机构的可能性。”
达布洛克对天主教福音通讯社表示，目前绝大多数观点都认为，对人类发育过程的基础科研水准远远不能满足实际运用的要求。这位伦理学教授表示：“对人类进行转基因的副作用和后续反应，目前既无法预见，更不能进行控制。人类必须对这一技术拥有发言权，毕竟这是对人类生物学基础的干预。”对人类的发育过程进行干预，不仅涉及到某一个个体，而且涉及整个人类子孙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