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胡适从美国归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此期间，他向“独立时论社”提供了很多稿件，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由于时代的变化，许多人早已不知道“独立时论社”是怎么回事了。更糟糕的是，如果上网搜索，在“胡适”的词条下居然有如下解释：“他于20年代办《努力周报》，30年代办《独立评论》，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都属政治性刊物。”这会给人造成一种误会，以为“独立时论社”与《独立评论》一样，是一个“政治性刊物”。
其实“独立时论社”并不是一份刊物，而是由胡适的学生张佛泉、崔书琴创办的一个通讯社。如果说现在的通讯社不仅非官方莫属，以采集、发布新闻为主要职能，以报刊、电台、电视台为对象的话；那么“独立时论社”则是一个专门向全国各地报刊提供稿件的民间机构。这一特征，是我在翻阅《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时发现的。
在这套书第33卷的最后，有崔书琴致胡适的五封信。信后附有《独立时论社征稿启事稿》的影印件，其全文如下：
先生：
我同北大清华各校的朋友们最近组织了一个独立时论社，寄发文稿到全国各地报馆同日发表。四个月来，成绩还算不错。现在与我们合作的共有二十五个城市的三十八家日报。这些日报拥有的读者合计起来要有好几百万人。每篇文稿除去用费及本社公积金外，可以有七十万元的稿费。
我希望先生也能参加我们的工作，每隔两个月寄一篇时论文章来。篇幅以二千五百字最为合宜。文章如果富于时间性，请用最快的方法寄给我们，我们的社址是：北平景山东街东老胡同五号。敬祝健康。（《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第33卷第545页，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第1版）
为什么这个“征稿启事稿”没有具体的抬头和落款呢？细读崔书琴致胡适的五封信件，可以看到在第四封信中有如下几句：“昨天谈到请外埠名家为我们写稿的事情，我现在拟好了一个信底，您如果认为妥当，就由您具名发函，邀请发给什么人，请您自己决定，信打好后请您签名寄发。”（同上，第542-543页）由此看来，这个“征稿启事稿”应该放在第四封信之后。
那么胡适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呢？查《胡适全集》可以看到，1948年3月他曾以“独立时论社同人”的名义，在《独立时论》第一集序言中写道：
在民国三十六年的春天，我们一些在北平教学的朋友们，觉得应该利用余暇，写写文章，对重要的时事问题，以独立的与公正的立场，发表一点意见。我们认为在目前我国情形之下，这是我们在教学以外应尽的一种社会职责。我们很希望我们的意见能够有助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及科学的进步。但是单独出版刊物是我们的财力所不许的；专给一地的刊物撰文，读者究竟是有限的，同时给各地许多刊物分别撰稿，我们的时间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决定仿照欧美专栏的办法，将文稿寄发国内外各地报馆同时发表，而文责仍由作者自负。实行以来，快一年了。有许多地方的读者和本社同人都以未能读到本社的全部文章为憾，所以我们这次将去年五月至十月间所发表的文章印成一集。（《胡适全集》第22卷第71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由此可见，站在独立公正的立场上，利用业余时间对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进步发表个人意见，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在这方面，独立时论社在当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5年1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