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春天江青将魔爪伸向我时，毛一开始是袖手旁观。
问题出在娴身上。康生的反革命分子黑名单把娴也列了进去。大家都知道娴的背景，因此康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娴在美国人和英国人底下做过事，有英、美特务的嫌疑。她的家里人在台湾，看起来有国民党的特务嫌疑。在文革碰头会上，康生提出，应该立案审查。
江青也要审查我。江青说，李志绥也有政治历史的问题，是历史反革命，也要审查。我的案子便交到汪东兴手中。
汪东兴回答康和江说，这两个人的政治历史都由警卫局审查过，可以再审查。汪跟我说：“江青这是有意在搞鬼。这事由我来办理，你们都不要急。”但我知道江青不会轻易放过我。
七月一日是中共的建党日，江青主持，在人民大会堂演出革命样板京剧《沙家浜》。散场以后，江青对汪东兴说，牙痛几天了，要找医生看看。汪找我。我说不好办，这是牙科，我治不了，何况江青正在找我的麻烦。再来，我怀疑这是江青设下的圈套。江青闹牙痛也是种政治阴谋。
汪自然也想将江青斗垮，但他目前还不敢轻举妄动。汪说：“给她找个牙科医生看看。你给他组织一下，这样会把关系缓和下来，不是更好吗？”我同意了。我请了解放军总医院口腔科的洪主任和朱副主任，一同前往钓鱼台。
我们住进去后，一连等了六天，江才让他们检查牙齿。他们认为左下第三个牙齿已极为松动，不能保留，应该拔掉。江同意拔除。洪提出，最好先注射一天抗生素，第二天再拔掉。
下午由新来的护士给江做了皮肤敏感试验，没有反应，便给江注射了第一针。
过了将近半小时，江忽然说全身发痒，立刻叫起来说，这药有毒。护士是新来的，年纪很轻，听得全身颤抖，哭起来。我给江做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征象。
我取一粒镇静药给江吃。江拒绝了，吩咐秘书给汪东兴打电话。
不久汪由中南海赶来。江见到汪的第一句话是：“李志绥用毒药害我。”汪随即叫我到大厅去等。
过了一会，汪来到大厅，问我详细情况。我讲了以后，汪认为可能是过敏反应。我不以为如此，因为皮肤、血压、脉博、心脏都是正常的。我说：“我要立刻到主席那里说清情况。”
汪说：“不行。江青要我打电话报告主席，你抢先去讲了，江青会闹得更厉害。不如就在这里，等主席来了以后再说。”汪对毛还不完全了解，毛一向是先入为主，汪不让我先去见毛是错的。
汪说完，就打电话去了。
我独自一个人在江的住所内的大厅等毛来。江青的警卫和工作人员都被江青歇斯底里的行为吓坏了，对我是避之唯恐不及。过了一个小时，毛还是没有来。我真是如坐针毡，心情如同犯人等待处决一般。
这时毛从大厅外走了进来，吴旭君扶着他。我迎上去打招呼，毛瞪了我一眼，昂头走过去，进了江的卧室。
汪来到大厅。我问他是怎么样向毛报告的。汪说：“我就说江青打了针，有反应，请主席来。”
我一听，非常生气。我说：“我同你讲了，身体检查都正常。你为什么不报告呢？这明明是江借机会要整垮我。”
我与汪正在交谈的时候，毛走了出来，仍然瞪了我一眼，走出大门，回中南海去了。
汪对我说：“你回针织总厂，不要到厂子外面去。厂里警卫团的人多。你只要在厂里，江青就不可能派中央文革的人绑架你。”
我赶回家里，娴还没有回来。我给她留了一个条子，只说最近有事，短时间不能回家，然后到了针织总厂。
我在厂里躲了两星期，实在是闷得发慌，又提心吊胆。最后我跑去找汪东兴。以下的情况就是汪告诉我的。
我离开钓鱼台去针织厂后，江青先将她的秘书、警卫、护士、厨师召集起来，让他们“揭发”我下毒的罪行。每个人都签了字。
当夜林彪和叶群来看她。她向这二个人说，李志绥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然后将没有用完的药交给叶群，让叶拿去化验，并且一再强调，这是毒药，要写个化验证明送来。
叶于是回到毛家湾住地，给汪东兴打了电话，说，江青的口气要出一个化验是毒药的证明。汪说，还是找化验部门认真化验，是什么就是什么，这药是从警卫团管辖的药房中取出来的。我们有规定，医生不亲手取、送或使用药品，医生只管开处方。药如果有问题，那是我们药房的责任。
叶将药拿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化验，正式报告为：经过化验，送的药品与标签上药名相符，未验出任何有毒成份。
叶拿着余下的药和这份报告，到了钓鱼台，送到了江青的手上。江青看了报告，勃然大怒，将药和报告扔在地上说，军事医学科学院里有坏人。叶说，这是林彪当面交给院长去办的，他们不敢不认真办。于是不欢而散。叶将化验报告和药送到汪东兴处备查。
此时江青与林彪的关系开始有了裂痕。汪东兴是倾林派的。我只是他们政治争斗中，身不由已的棋子而已。
江青的牙病还没有治完，由林彪和周恩来推荐了吴和卞二位医生。江青将经过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让他们写证明，李志绥使用了有害药物。他们被逼得没有办法，找汪东兴问怎么办。汪说只能照科学态度，一是一，二是二，不能胡邹。结果，江对这二位大为不满，赶他们走了。
江又找了周恩来，拿出秘书和警卫们写的“揭发材料”，要周立刻签字逮捕我。周说，李志绥是毛的医生，如果逮捕他，不先请示毛不行。江让周去请示。
周回来以后，给汪打了电话，商量怎么办。汪坚决主张周去见毛，问毛的意见。并且说，药是从警卫团药房拿的，因此汪要避嫌，不能为这事同毛谈。
周当天夜里去见了毛，将江青要逮捕我的意见告诉了毛，然后表示，李志绥已经在这里工作这么多年了，大家对他很了解，工作中会有缺点，可是不会害人。毛同意周的意见，并且表示：“李志绥一天到晚在我这里，为什么不害我，要害江青呢？害我不是更方便吗？上次江青为了安眠药中有假的，就说医生、护士害她，我说我的也有假的，这办法好，可以吃安眠药。”
汪对我说：“这个事情暂时告一段落。可是江青不会死心，你还是不要回家。江青这个人还会下毒手，找人绑架你。好在有卫生员小李同你在一起，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
我又到了针织总厂待了两个月。每天都在提心吊胆。江青和文革小组权倾一时，无法无天，连毛都约束不了她。毛对江青的所做所为并不是样样清楚。她可以叫别人绑架我，然后辩说不知情，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