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毛的关系也开始疏远。毛认为我不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是对他不够忠心。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第一次具体表现对我的疏远。毛那天要去武汉，他没有要我去——这是我做他医生以来第一次不让我随行。林彪建议毛带空军总医院内科主任和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同行。
我觉得危险步步逼近，汪东兴也有同感。汪觉得这其中一定是江青在搞鬼。林彪不清楚状况，不会出这种主意。一定是江青跟林建议的。汪怕江是想趁毛不在时候整我。虽然汪管辖下的六个工厂很平静，但文革的暴行仍在各地蔓延，武斗逐步升级。武汉的造反派和支持陈再道的一派群众闹得不可开交。毛泽东亲自南巡，南下武汉。
北京也处在混乱边缘。毛一走，就是江青在主事。汪怕我会被江的人绑架，他叫我不要回针织总厂，江可以派人在那捉我。汪说：“你就住在一组你的办公室。如果有事，你立刻就来武汉”。在中南海里我万一出了事，还有法子和武汉联络。我搬回中南海，却亲眼目睹了汪的恐惧成真。江青的文革小组把向来平静的中南海闹得个底朝天。刘少奇是造反派的主要目标。中南海西门外，有许多造反派学生在示威，喊口号：“打倒刘少奇”，红墙上贴满了打倒刘的大字报。人越聚越多，西门外的府右街断绝了交通。入夜以后，这些人就露宿在街上。府右街完全变了样。当时是七月，天气酷热，几十万造反派的学生挤在这儿举行“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街上腐坏的食物，人潮的汗味，临时搭的公厕，混合散发出的臭气熏天，令人作呕。我睡在我的办公室，辗转虽安，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光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南海从未被包围过。虽然示威群众越来越多，负责守卫的警卫岗哨仍镇定如昔。
七月十八日终于有了巨变。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内看报纸，一中队值班的人跑来告诉我，刘少奇被斗了。我冲到国务院小礼堂前，这一带人都挤满了，警卫团也来了不少官兵。刘少奇和王光美正在草场上挨斗，斗他们的人大多是秘书局的干部，警卫们袖手旁观。刘的头发被扯乱，上衣扣子掉了两个，被人将两臂向后拉住，腰弯下来，头几乎碰到地上。这就是所谓的“坐喷气式飞机”。这时还有人上来，踢几脚，打了一个耳光，警卫还是没有插手。我实在看不不去了，刘少奇已经六十多岁，他是堂堂的国家主席。
我走到邓小平住的院子，及陶铸的院子。邓和卓琳，陶铸和曾志，也都在挨斗，但情况没有刘少奇严重。他们都被推来扯去，或是冷嘲热讽，没有人打或踢他们。
杨德中也在场。我向杨说：“怎么突然斗起来了？”杨说：“昨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通知今天要斗争，我连夜打电话给汪（东兴）主任了，现在还没有消息。”
汪其实进退两难。他不能跟毛直接报告中南海的暴乱，这样就无异于与势力庞大的文革小组为敌，那时没有人敢冒大不讳批评造反派。何况，汪与毛的关系因刘少奇的问题长期紧张。一九六三年，汪曾陪刘和王光美访问印尼。此事虽经毛正式同意过，汪回来也向毛如实报告，但毛总疑心汪和刘关系“密切”。汪自然也不想和毛要打倒的人站在一边。我心中暗自揣度，怎么会毛刚离开北京，就围困中南海，就开斗争会，毛是不是都事先知道？
七月二十一日，汪东兴打电话给我说，空军司令部已经派了一架飞机，在西郊机场等我，要我立刻去上海。
几小时内，我就到了上海，住进毛和其随从人员住的西郊宾馆。毛的警卫密密实实，这是多年来未有的现象。一中队来了有一百多人，还加上上海市公安局的人。秘书、通讯员人数也大增。西郊宾馆上上下下，满满都是人。
毛有点支气管炎，阴部生了疱疹。毛的“女友”太多，我和他最近不经常在一起，所以无法追踪出传染者是谁。我用中药替他治疗疱疹，注射头孢菌素治疗支气管炎。我跟毛说明疱疹曾经由性行为传染，但毛不听。他觉得没那么严重。
毛问我北京有什么新情况。我将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和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事告诉了他。他当时没有说什么。他的沉默也显示他对北京的事不满意。
入夜，毛又叫我将以上情况说了一遍。他就：“文革小组做事不打招呼。不要他们当面斗，不听。”我因此知道公开批斗刘、邓、陶是文革小组自作主张。不是毛的本意。他的本意是，背对背斗，即收集刘的各种人证、物证，以据之判定刘是“反革命”。
我跟毛在上海停留了将近一个月，他要再回武汉。毛七月十四日去武汉军区闹了“七·二〇事件”，周恩来急忙派飞机来，仓皇送毛到上海。
在此之前，武汉两派人员武斗十分激烈。当时造反派大肆攻击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毛去武汉前，文革小组派了极左分子王力（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和公安部长谢富治去缓和对立的群众，逐步联合。但王力却转而支持造反派，将对方称为反革命派。支持陈再道的群众大怒，把王力捉了起来。当日周恩来即到武汉，并劝说释放王力。一些支持陈再道的群众游行到毛住的梅园小岛上，想跟毛陈情，被武装保卫毛的战士们把这些人全面关起来。毛知道后，叫把人放了。造反派就说这些群众想谋害主席，但毛相信这些群众真心崇拜他，陈再道也对他忠贞不二。毛的意思是见见两派，调停联合。周恩来很紧张，这些群众都有武器，为了毛的安全，周匆忙将毛送去了上海。
经周协调后，王力被释放。王力和陈再道后来双双去了北京。
八月二十日由上海动身，乘飞机又到武汉。毛在飞机上说：“我看武汉这两派，没有哪个是反革命。上次让王力一挑，两派打起来了。我就不信真有反革命派。看来王力、关锋、戚本禹（此三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不是好人。”
毛为了显示不会有谁谋害他，他是公众衷心拥戴的领袖，从飞机场乘了敞篷吉普车穿行市区，然后到了武昌东湖梅园招待所。我坐在后座，车子四周有上百名便衣武装警卫。两派的群众夹道欢迎，热烈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按毛的说法是“接见了两派群众”。
毛不在北京时，北京完全在文革小组的控制之下。他们将矛头指向外交部长陈毅元帅。陈毅与其他军事领袖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召开的“碰头会”上，公开批评文革，不让军队涉入文革，并谴责红卫兵造成“红色恐怖”。八月，王力和关锋在汪青的支持下，组织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占领陈毅的外交部夺权，并将英国驻华代办处烧成灰烬。
毛八月回到北京不久，便下令先后逮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戚在次年一月被捕）。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是极左派，属不争事实，但他们也只是替罪羔羊。文革小组的真正权力握在康生、陈伯达和江青三人手中。毛显然对江青有所不满。我们还在武汉梅园招待所时，毛每天看《鲁迅全集》。有一天他突然讲了一句：“叶群是阿金式的人物，江青也差不多。”
虽然毛对江青闹得天翻地覆的行为不安，他还是没有采取任何阻止她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