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松山，只是一个普通人，只不过出身不好，在文革初始，就被单位的人揭发出种种罪行，他考虑到自1949年后家族所受到的种种磨难，自知自己难逃被整的命运，因此，抛弃了妻儿，于1966年6月30日上午上吊而死。
本来，作为一名恶霸地主的后代，在文革中自杀身亡，在当时也是一件普通的事，对于组织而言也不是什么大事，在草菅人命的年代，死的又是四类分子，更不需要负什么责任。不过，考虑到毕竟是条人命，加之是文革初始阶段，吴松山的单位，江西省地质局九零八大队的保卫科还是就吴松山之死写了一份报告，对吴松山之死作了一个详细的情况说明。通过这份报告，我们才知道吴松山一些简单的情况：
吴松山，年龄不详，湖南省涟源县人，出身地主家庭，其父吴华堂在1949年前是该县四大“恶霸地主”之一，也许是活跃于司法界，又被称为“讼棍”，于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他在1949年后的某年入职江西908地质大队，任职技术员，由此看来，吴松山是受过一定的教育，该大队驻地为江西省赣州市。他结过两次婚。就他的经历来看，死时大约年龄在四十岁左右。
对于吴松山自杀的经过，单位保卫科《关于吴松山畏罪自杀情况的报告》中讲的很详细，并且还详细地讲述了他的罪恶和分析了他自杀的原因，笔者将其中主要内容录于下（引文较长，但内容值得一看，请耐心阅读）：
【一、自杀经过
我队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进一步深入开展了全面的、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广大职工以高度的革命激情积极投入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在这时，吴松山于六月二十五日看到群众揭发他解放前收租逼债以及解放后混入革命队伍，长期写反动黑诗等罪恶的大字报后，表现惊慌失措，坐卧不安，当晚深夜与其爱人李福娥在家里哭哭啼啼，晚上11点多钟被孙春丽同志发现后，找吴在谈话中，吴说：“我家庭出身不好，群众贴了那么多大字报，看起来是重点，难于过关，一定会给戴帽子……”并多次声称要去死。
六月二十五日组织获悉上述情况后，及时加强了对吴的控制工作。同时又由社教工作队领导同志找吴谈话，进行了交待政策，打消顾虑，启发交待问题，因此当即吴就交出来一本反动诗词，并先后写出二份书面交待材料，表示要走争取从宽处理的道路。同时对其爱人李福娥亦进行了正面教育，但据调查，李福娥在这段时间却没有启发吴主动交待问题，反而冷言冷语的闹离婚，因此对吴刺激很大。如六月二十九日吃午饭时，吴问李福娥：“你们下午干什么？”李说：“我们下午去赣南戏院听报告”，吴又问：“还有你吗？”李气愤的说：“如果没有我，还不是反革命的家属，跟到你这个反革命却倒了霉……”。特别李福娥听完报告后，当晚又歪曲党的政策对吴说：“你应该做好思想准备，是属于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的两种人。我听了一下午报告亦没有听到坦白从宽几个字，不是清洗你回家，就会送你去劳改……”。吴听完后很紧张的说：“清洗回家或送去劳改，我的身体不好都吃不消。反正也是死，我不牵连你，你尽快与我离了婚我再去死……”。当晚并通宵啼哭不眠。
又据李福娥反映说：“六月三十日上午见他拿油布搭在竹竿上遮住靠马路边的窗户，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公家的油布长了霉，搭在竹竿上晒晒，当时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就上班去了。（实际是为死作准备，怕别人看见）。”据同屋的李淑荣反映说：“我在上午十点多钟还看见吴拿碗找水喝，就在这时我亦离开了房间”。又据容琴玉同志反映说：“我在上午11点左右还看见吴往食堂那边去，可能是去看大字报”。总之，根据以上情况来看，吴是于上午11点半左右回到宿舍后，见屋内无人之机就走进了早已用油布遮住窗户的北面房间里，并将门关闭插上门闩，然后将绳子拴在风窗插闩孔内，脚踏在20公分高的小板凳上吊颈死的。
二、现场勘察情况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下午，赣州公安处二科对吴的死作了现场勘察，勘察情况是：……
（1）（2）（3）：（描述死亡状况，略）
（4）死者在临死前数天以及临死时亲笔写了六封绝命书各放在抽屉里。床铺席子底下以及死者的右边长裤口袋内仅有亲笔书信。
三、畏罪自杀原因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对吴松山揭发如下罪恶事实：
（1）隐瞒历史，混入革命队伍。吴出身于恶霸地主阶级家庭，其父吴华堂是当地的讼棍，系涟源县四大恶霸之一，一九二七年破坏农民暴动，关押我革命同志，解放后造谣污蔑我党和政府，抗拒征粮抗拒改造，于一九五一年被我镇压。
吴混入革命队伍不但没有背叛地主阶级立场，反而恶毒的说：“父亲有民愤，斗争可以，杀之似乎过分。人总是可以改造的……”。又说：“我家是破产地主，算不了什么，父亲虽然刻薄一点，亦是为守住艰难的创业而已……”。并在土改期间与其母亲隐藏财产，后来被吴的爱人刘正清发现向政府进行检举后，吴则怀恨在心，找借口闹离婚，进行阶级报复。尤其混入革命队伍十多年来，一直隐瞒了解放前收租逼债以及土改时用银洋收买腐蚀干部，达到包庇其父亲等重大罪恶历史。
（2）书写反动黑诗，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运动中群众揭发吴长期以来坚持反动阶级立场，以写黑诗的手段，进行借古讽今，含沙射影的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详见结论），并公开在群众中恶毒攻击毛主席说：“毛主席的诗亦有个人英雄主义。”（蒋鸿工程师检举）
（3）工作上消极对抗，造成多起质量事故。（略）
（4）立场反动，仇视现实。吴说：“干了十多年工作，还是一个测量技术员，亦不会提我当工程师，组织不信任，没有前途。”又说：“我弟弟没有考取大学，就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的子女不到年龄，学校没有吸收，吴亦说成是家庭出身不好所造成的。在一九六四年学习“双十条”时，吴在小组会上说：“我这一代是地主，难道下一代亦是地主吗？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吗！”
总之，从以上事实来看，吴对现实是极端仇视的，他的死主要亦是由于其混入革命队伍十多年来，一贯坚持反动阶级立场，对党对人民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因此当其上述罪恶事实被群众揭发后，感到非常紧张，坐立不安，认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这次难以过关，一定会戴帽子，所以多次声称要死。
组织发现这种情况后，及时找其谈话，反复交待了政策，启发坦白交待问题，当即吴就交出一本反动黑诗并写了二次书面交待。但是在这段时间内，吴的爱人李福娥不但没有启发吴坦白交待问题，反而以离婚和反革命称呼等冷言冷语进行刺激他，特别是在六月二十九日听完报告后，李福娥又歪曲党的政策对吴说：“……我听了一下午报告亦没有坦白从宽几个字，你一定属于二种人内的了，不送去劳改亦要开除回家……”，致使吴听了更加恐慌和怀疑党的政策，更加坚持反动阶级立场，更加顽固不化，故此终于六月三十日吊颈自绝于人民。
江西省地质局九零八队保卫科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以上引文较长，认真阅读，可以发现这份报告中的重点内容：
首先，吴松山之死是罪有应得，他用死来表明他“更加坚持反动阶级立场，更加顽固不化”的立场，他的死是自绝于人民，他是咎由自取。其次，组织上曾经也尝试着挽救他，找他谈话，反复交待政策，其结果是他及时交待了问题，还交出写的一本反动黑诗。第三，他的罪行是群众揭发出来的，不是组织调查出来的。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他的爱人应对他的死负主要责任，不但没有启发他反而冷言冷语，甚至吓唬他，并且提出与他离婚。
即使在报告中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吴松山是一个较为脆弱的人，被揭发出来后多次哭啼，甚至通宵不眠，但他的脆弱来自于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他在这些运动中丧失过至亲的人，他的家族在这些运动中破产，他深知每一场运动对于他们四类分子来说是怎样的一种灾难，面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能不脆弱？能不恐惧吗？组织找他谈话，交待政策，只会让他觉得他的问题的严重性，只会加重他的恐惧。组织在报告中把吴松山之死说的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可能吗？
文革中有多少家庭中的夫妻、父子、兄弟反目为仇？作为吴松山的妻子，也许在平时身为四类分子的家属就备受歧视，在文革中她又要背上反革命家属的罪名，她以后的生活还会进一步的受到影响，本不是原配夫妻，有点怨言甚至要和他离婚，在当时的环境下也是可以理解的。组织上如果硬要把吴松山之死的原因算到李福娥的头上，我们也只能问，是什么运动让她感到大难来临，选择各自飞的？是什么生活阅历让她觉得跟着一个四类分子生活有恐惧感？是怎样的一种思想教育和宣传让她“嫌弃”有重大罪恶的反革命丈夫的？况且，吴松山真有可能被开除清理回农村，她如果不离婚的话，按照当时的政策她也会带着孩子和吴松山一起回到农村，为了孩子，她也只有放弃婚姻了。也许，她是无奈的选择，报告中所提到的吴松山生前的话语，表示出他理解妻子的行为。
吴松山用死来逃避斗争，他是被逼而死的，他的死也未能洗清掉自己的“罪恶”，他最后的结论仍然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
是谁逼死了吴松山？是他妻子？是人民群众？还是……
.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