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文坛的查大侠仙逝，“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成为绝版，能同时写武侠小说和报纸社评的文豪恐怕是空前也将绝后。查良镛的“文坛圣侠”地位在海内外都毋庸置疑，连《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也说，他在华语世界的文化影响力大致相当于哈利波特和星球大战的总和。
然而，查良镛身为在香港主权移交前后深度介入政治（或曰公共事务）的一代报人，辗转于反共、投共之间，难免令有些人失望。但这种摇摆，又不同于政治投机，反而是那一辈或早一辈中国文人的通病，因怀着对国家、民族、社会的侠骨柔肠，或者说士大夫情怀，而败在中共的无情剑下。巴金、茅盾、老舍等文坛巨擘，也有类似的为中共所用的经历。
如果简单化地以反共、投共为界，查良镛的政治史可以划分为三阶段：1981年前反共，会见邓小平后投共，直至1988年与查济民提出香港主权移交后普选设想的“双查方案”。1989年六四屠杀后，查良镛再度反共，辞去基本法草委，但1996年重受招安，获委任为特区筹委会委员，2000年获颁大紫荆勋章。2003年7.1大游行前后，查良镛三度反共，炮轰23条立法、把中国法律引入香港，其后淡出政治，也卸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但2007年接受访问时仍指香港未届普选之时，因中国一日无普选，香港就不可能有普选。
大义私谊甘拜下风
武侠世界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快意恩仇，但查大侠在政治世界显然败在中共剑下。邓小平的国家大义，张浚生的私人情谊，都让查大侠甘拜下风。查大侠曾说，如果让他在自己的小说中选一个角色，他愿做《天龙八部》中的段誉，“他身上没有以势压人的霸道，总给人留有余地”。只不过，他总给中共留有余地，但中共不给香港留下余地，抹煞了“双查方案”的普选伏笔，因此，这笔账不能都算在查大侠身上。
评价身兼武侠大师和社评健笔的查良镛，不可能只侧重一面，但文学家的价值终究要高过政治家。查良镛的海宁同乡、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
一个社会只要有一批侠骨柔情的人在，总是还有希望的，怕只怕中共亮剑令精英在献媚中沦落、令社会在戾气中沦落。因此，查良镛收获的是文坛大侠的誉、还是政治侏儒的谤，不妨参照章士钊给戴笠题的挽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