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红河州劳教所的非人生活点滴

说真话当右派

1957 年7 月,蒙自专区两个县的中学教职员全部集中到蒙自中学开展整风学习。地委书记连续三次召开动员大会,号召所有中学教职员一定要“畅所欲言,帮助党整风,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强调蒙自地区地处云南边疆,在边疆地区工作的干部和教师是党最信任的,政治上最可靠的。在边疆开展整风,没有反右派的任务,大家只管放心的给党提意见。给党提意见的同志,说明你和党一条心,同心同德;不给党提意见的人,说明你不是和党一条心,是离心离德……

然而,此时中央和省市一级的高等学校、民主党派、党和国家机关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已经在批判右派言论,由整风鸣放转入反击右派。《人民日报》已先后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大家都心里有数,无人发言,鸣放不起来。一连几天没有一个人发言。任掌握会场的人百般动员,“启发”,鸣放会总是开成“哑巴会”。

这时地委整风办公室规定,各中学整风大组成立临时党支部。并规定原来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一律不担任临时支部书记。所以我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选为红河、元阳两所中学整风大组的临时支部书记。但是支部的一切活动实际上被整风大组的组长所掌握。在第一次临时支部大会上,整风大组组长动员全体党员必须带头鸣放,否则群众的思想顾虑不能打消。即便如此,党员仍保持沉默,仍然是既无“鸣”也无“放”。于是工作组长对我施加压力,说党员之所以有顾虑,不发言,主要是支部书记不发言,只要你带个头发言,党员就一定会跟着发言。并责令我在鸣放会上带头发言,否则,就是不听党的话,和党离心离德。我被逼无奈,加之年轻幼稚(时年22 岁),只得硬着头皮在鸣放会上发言。我提了三条意见:

第一、蒙自专署文教科熊国辉说话不讲信用。我由部队转业时,原是分配到蒙自师范学校工作的,因红河中学校医请产假,借调我到红河中学两个月。熊国辉亲口对我说:代班两个月就调回蒙自师范。但两个月后不见调令,写信询问也不见回复。

第二、红河中学住校学生,住的都是茅草房,年久失修,遇上刮风下雨,学生被褥常被淋湿。如今年5 月的一场暴风雨,两间学生宿舍的茅草房顶几乎全被掀掉,雨水直接淋在学生床上,宿舍内积水寸许,学生根本无法住宿。听校长讲,半年前就向县委和政府打过报告,请求拨款建盖学生宿舍,但县委、政府迟迟不批,是不是有些官僚主义。

第三、我在部队当兵时,我所在的部队在补兵复员工作中,领导作动员时不注意方式方法。在要复员的老兵会上说:大家都是部队的骨干,为加强地方的社会主义建设,部队只好忍痛请大家复员退伍。但在留队的老兵会上又说,留下的都是在部队军政训练中表现好的,如果你们表现不好就不会留下你们,你们要好好珍惜,在部队安心服役。在留队老兵动员会上的这种说法传到退伍老兵的耳朵里,被认为退伍的都是表现不好的,造成不良影响,希望转告部队,领导讲话要前后一致,注意方式方法。

这样,局面终于打开了。发言的人逐渐多起来,气氛越来越热烈。大家都希望做一个和党同心同德的人,不愿自己被认为是和党离心离德、三心二意的人。

一个月后,鸣放结束,转入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全蒙自地区中学教职员中被戴上右派帽子受到批判斗争的共48 人。还有一些人被划为“中右”,成为内控对象。

一些被划为右派的人争辩道:地委书记说过,边疆没有右派,不划右派。为什么我发了言又被划为右派?回答是:“没有右派当然不反右派,有了右派,就要反右派,右派是客观存在,右派是本质决定的。”

我带头发言也是出于无奈,只是轻描淡写。哪知就是这样的轻描淡写,在反击右派中仍被上纲为:极端个人主义,不安心边疆工作,攻击领导搞欺骗;煽动学生闹事,唯恐天下不乱;反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诬蔑解放军的宣传工作是欺骗。贴出大字报、漫画,对我进行丑化和人身攻击,最后我被划为“中右”,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内控使用。

无奈在1958 年9 月的整风补课中我这样一个出身城市贫民,家庭毁于日机轰炸,14 岁加入儿童团,16 岁参军,17 岁入团,20 岁入党的热血青年,终究还是在劫难逃。

1958 年6 月至8 月,学校开展大跃进和勤工俭学,提出开荒四十亩,每亩产粮六万斤,可产粮二百四十万斤,实现老师、学生口粮自给,不要国家供应;一部分学生开矿,挖水晶石,加上出售余粮,实现教育经费自给。面对学校制定的这一“先进指标”和学生弃学上山、下乡从事重体力劳动,以及学生体质下降,疾病丛生的状况,我思虑再三后,提了如下意见:

1、学生顾名思义应该以学习功课为主,劳动对于学生只能是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不能用劳动生产代替教育。如果劳动可以代替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和向上级学校输送生源的话,他(她)们只须在家务农就行了,何必到学校来读书。

2、学生都是十三四岁到十七八岁的娃娃,正是长知识,长身体的时候,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经影响学生的身体发育和健康,生病的学生增多,女同学例假(月经)不正常,势必影响学生身体健康和教学质量。

3、制定“先进指标”时一定要留有余地,冲天的革命干劲必须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一亩地666 个平方米不可能长出6 万斤粮食;请问把6 万斤粮食铺在666 个平方米面积的土地上要铺多厚一层,领导是否算过,六万斤谷子应该是多少体积,何况栽秧还要有株距和行距。在我发言中,有人反驳:“报上早就登了水稻放卫星的消息,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只好回答:那只有等秋收时过磅就知道能不能产六万斤了。

哪知,第二天在学校的食堂里就出现了“秋后算账派王晟明的丑恶嘴脸”的大字报,紧接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和县政府机关大院:“把反对毛主席教育方针的王晟明揪出来示众!”“反对勤工俭学、反对大跃进决没有好下场!”

1958 年9 月23 日在全县干部、中小学教师和红河一中全体学生参加的大会上由一位县委常委宣布了我的罪状:

“王晟明1957 年7 月整风中就猖狂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党念其从小参加工作,给予了宽大处理,未戴右派帽子,但他不思悔改,坚持反动立场,在大跃进中又猖狂向党进攻”。其主要罪行是:

一、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反对勤工俭学,说什么勤工俭学影响学生身体健康,影响教学质量。这是恶毒的诬蔑和攻击;

二、反对大跃进,反对亩产六万斤的先进指标,吹冷风,给大跃进泼冷水,是十足的大跃进反对派,秋后算账派。

他当场高声问与会的一千多人:“大跃进的反对派是什么派?!”下面高喊:“右派!”又问:“什么人才反对勤工俭学?”下面又喊:“右派!”但多数学生却低着头未出声。

就这样给我戴上“右派”帽子,并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并没有按照党章规定经过党支部大会讨论,更不允许个人申辩。

接着我被武装监管,关押在县人民政府的禁闭室,完全失去了自由,两天后,被武装押送到红河州劳教所(后来才得知)。

事后,我通过亲友打听,红河中学是否实现了亩产六万斤、是否实现了学生口粮自给、办学经费自给的大跃进目标?答案都是否定的。可是,当时作出错误决策的人,并不承担任何责任。

1958 年9 月与我同时在“整风补课”中被抓出来的漏网“右派”还有郑杰、张英、刘旭光和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红河一中的十几个学生。其中以县人民政府秘书刘旭光的命运最为悲惨。他是被与他有莫逆之交的县政府人事科的一个人给揭发出来的。这个人是经刘介绍入党的,于是领导说:“如果你的反党罪行不是事实,他怎么会揭发你,你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感激你还来不及,怎么会揭发你?!”刘旭光有口难辩!精神受到巨大打击,人世间怎么会有这样有悖常理的事,有这样丧心病狂、恩将仇报的人?在绝望中,他用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自杀身亡,时年32 岁。而那位揭发者,被视为大义灭亲的英雄,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在文革中当上了造反司令,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然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粉碎“四人帮”后此人终于进了班房。刘旭光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君子落难,小人得志的事例屡见不鲜。这些人是削尖了脑袋,看风使舵,为了个人的升迁,不惜踏着别人的政治尸体往上爬。我们的某些领导人,远君子而近小人,是助长小人得势的重要原因。

劳教所部分干警不讲人道,践踏人权的恶行令人发指。

戴着“右派”帽子的我,被押送至石屏符家营。遇见的第一个干部,恰恰是我当兵时认识的三十八师高炮营的一位领导。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怎么也来了”?!我无言以对,因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会被送来这里,来这里干什么,这里是什么单位。直到有人把我带到一处劳动工地,交给一个组长,他才告诉我,这里是红河州劳教所,那个干部就是劳教所所长。我才知道,我是被送劳动教养了。一个月后我的组长发给我二十一元人民币,我问这是什么钱,答曰:这是你一个月的工资。

原蒙自县委书记毛光书和我是“同学”。明白了自己身份是劳教分子,同组劳动的人互相怎么称呼,我不知道,只好装做哑巴,闷头劳动。进劳教所的第二天我在工地上打开军用水壶喝水,突然听见身后一人喊我:“同学,借口水喝。”我转身望去是一个长我十岁左右,面容和善,口音近似同乡的人。我毫不犹豫将水壶递给他。我很惊愕,我何时和他同过学。正在这时,我们的组长走过来介绍:这位是原中共蒙自县委书记毛光书,以后就以同学相称。我们之间既不称“同志”,也不称“同犯”,就称“同学”,同学者共同“学习改造”之谓也。

在共同的劳动中,我和毛光书建立了深厚的“同学”友情。他是长者,劳动力不强,但为人稳健持重,从不谈论犯忌的话,表现出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样子。他原是行政十四级干部。现在一下子投入劳教,每天劳动10-12 小时,再加上每月要向地委写出书面检查,既劳力,又劳心,消耗大,而摄入的营养严重不足。不久就得了营养不良性水肿。这种病说也奇怪,其特征就是食欲特别旺盛,饥饿感特别强烈。那时,物资特别匮乏,有钱也买不到食品。他只好托人买来面酱,一吃就是一公斤,这种东西是玉米面加盐配制的,特别咸,愈吃口愈渴,愈想喝水,水肿也就愈厉害,我真为他担心。

果然,毛光书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全身出现水肿。他私下对我说:“小王,我生还的希望非常渺茫。”我暗自为他落泪,经常劝慰他不要这么悲观,“您做过县委书记,说不定什么时候组织上会给一定关照。”同时我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家里每月节衣缩食,给我送来的十斤炒面,匀出一小部分给他。我知道那点炒面,对于处于极度饥饿中的他,简直是杯水车薪。但我也是泥菩萨过河,给我送十斤炒面,实在不容易,那是以家里人忍饥挨饿为代价的啊!

母亲告诉我:为了保住你的命,专门开了家庭会,决定在不大的天井里种植几棵“丰收瓜”。吃饭前每人要先吃两碗丰收瓜垫底,才准吃米饭。每月无论如何要省下十斤米,磨成炒面送给你。所以,我大难不死,全得益于每月的十斤炒面。

当毛光书的病情恶化,水肿已蔓延至腹部时,引起了劳教所领导的重视,他被送进所部医院住院治疗。几天后上级通知把他送往红河州医院治疗,他终于得到了一般劳教人员得不到的“关照”。然而,毕竟关照得实在太晚了,已丧失了最佳治疗时机。入院后不久,他就溘然长逝。我和他的“同学”关系宣告结束,留给我的是一片思念、悲哀和恐惧。

水肿病的由来

大跃进提出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大炼钢铁。为实现1070 万吨钢,我们上千人投入了建立高炉、敲铁矿石、伐木、挑栗炭的劳动。真的是日以继夜,热火朝天。上午七点出工,晚上十二点收工,算是收早工,还要学习半小时。成吨的矿石,合抱粗的松木不断地往土高炉中倾泻。四个人轮着拉风箱,为炉子鼓风,以提高炉温。苦战七昼夜,再苦战七昼夜,提出了“拼命干,死了算”、“把我们无限的精力,贡献给大战钢铁”等口号。

“钢铁”终于出炉了,谓曰烧结铁,堆满了高炉旁、堆满了公路边,实际却派不上用场,不能用于炼钢。用松树做燃料,伐木声响彻夜空,运木的号子声回荡在山谷,大片大片的森林被砍光。但人却累垮了,口粮从每人每月35 斤,减至24 斤,再减至18 斤。吃饭开始分等级,分成一、二、三等。每天晚上收工,第一件事就是评第二天吃饭的等级,按所评等级把饭票发给个人。饭票评等级的目的是要调动大家的“劳动极积性”。一等饭比二等饭每餐多二两,比三等饭多四两。为了多吃四两饭,你得挑土捡大筐,多挑快跑。从消耗体力上讲,评得一等饭的能量消耗更快。所以,几个月后在得水肿病的人中,评一等饭的大个子强劳力占多数,因水肿病亡故的也数评一等饭的居多。相反评二等三等饭的所谓“磨洋工”者,得水肿病和死亡的比例较小。因而,劳动工地上为争一等饭而拼命干的人减少了,管教人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大骂:“你们这是惜力养身,抗拒改造!”

然而,骂归骂,大家已经“积极”不起来了。说句实在话,按当时的粮食供应标准加清水煮白菜,就算成天躺着不干活,最多也只能维持基础代谢,何来的气力干活。

精神会餐

人在饥饿时,最大的欲望就是何时能饱饱的吃一餐。于是,在工地上,在睡觉前聊天的话题只有一个字——“吃”。“如果有一天能不分饭,让我吃饱为止就好了。”“想的倒美,想吃红烧肉?只要能摆上几筐煮红薯让我吃,就心满意足了。”有人问:“喂喂,如果在你面前放着一盆红薯和一个天仙般美女,任你选择其中一样,你要哪样?”答曰:“我要那盆红薯!”

古成语中有:“饥不择食”之句。此时,才真正理解它的含义。我曾见过一个“右派”把别人刚呕吐出的东西,用手捧起往嘴里送。常人难以置信,但却千真万确。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一位右派家属给她的右派丈夫送来几公斤沙糕,面饼等,右派丈夫如获至宝,狼吞虎咽,一下就吃得所剩无几,本想留下一点慢慢吃。一忽儿又把剩下那些吃个精光。没过多久,由于吃进去的东西超过了胃所能容纳的限度,“哇!”的一声,吐了一地,在旁观望的人馋涎欲滴,见他把刚吃下的东西吐了出来,上前双手一棒,就往嘴里送……我的组长,曾是一条硬汉,划右前任过县公安局侦察股长,人称“小钢炮”,是破案能手。蒙难后,仍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劲。20 公里的路上挑栗炭,也要挑五十公斤。就是这样一个铮铮铁汉,被饥饿击跨了。身体一垮,不能干重劳动,一等饭立马降成三等饭,真是雪上加霜,很快就得了水肿病。为保命,每天开饭时他拿着空碗四处转,看见正在吃饭的“同学”碗里的饭还未吃完,就猛然伸手抓一把,被抓的人,发觉饭被抓,端着碗来追,边追边喊,你还我的饭!你还我的饭!他怕被追上,连忙在饭上吐上自己的唾沫,然后把手伸过去,口喊:“还你还你。”追的人见状只得作罢。他就三口两口吞了下去,闹得开饭时人人自危,吃着饭也要眼观六路,生怕自己赖以活命的那点饭被别人抓走。

人身体一虚弱就怕冷,所以常把饥寒二字连在一起。许多人为了御寒,把什么都翻出来穿上,穿成“三叠水”。腰间扎上棕绳,把旧裤腿剪下来罩在头上,顶上打个结,面部剪七个孔,露出眼睛、耳朵、鼻孔和嘴巴,乍一看去,就像“白无常,”令人毛骨悚然!这又应了寒不择衣的古训。

人,到了这份上,真可谓饥寒交迫,贫病交加,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急剧增加。原先死了人,还用木板钉个盒子收殓。后来木板用光,只好用死者自己的被窝裹起,挖穴软埋,坟头用小片木板写上死者的名字,权作标志。我因是学医的,和所长曾同在一个部队工作,所长认为我相比之下还“可靠”,凡有人死,都要派我的用场——埋尸。每次执行这样的任务,他都要叮嘱:“不许在别人面前说又埋死人了。”他怕引起思想恐慌。其实纸是包不住火的,恐慌也是客观存在的。

死者的遗物分三等

到了1960 年,死的人多了,遗物也愈积愈多,一人一个包,也堆了满满两个房间。所领导到县商业部门请求业务干部,把每件遗物都标出价格,请商业部门代办处理。数百死者遗物的标价工作,耗时月余。原来,所谓标价,只不过是掩人耳目。殊不知所有值钱的东西,劳教所的干警都想要,连县商业部门也上了当。

商业局来标价的人,以为东西真的是要处理给他们,所以尽量把价格压低,待价标完后,劳教所的领导却要自行“消化。”他们把遗物分成三等,在全所出售:

一等品,限于领导和干警购买;二等品,限于职工购买(包括已摘帽留所的职工)。三等品,敞开在劳教人员中售卖。把收回的现金寄给死者的家属,看似非常妥当,其实是掩人耳目。

标价的结果是:一套英国毛呢制服,原价300 多元,处理价30 多元,只等于原价的1/10;一块瑞士英纳格手表,原价180 多元,处理价10 多元;一支派克水笔,原价100 多元,处理价5 元,还有诸如丝棉被,皮大衣,太平洋包单,真丝被面,军官制服等等,都是以相当于原价1 /10 左右的低价被领导和干警们买走。卖给职工的二等品,都是不贵重的一般物品,卖给劳教人员的三等品,更是低值陈旧的东西。这两类人中的有良心者,因为“物伤其类”“触景伤情”大多不愿购买。我没有买一分钱的东西,我认为发死人财,有违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我虽然已被开除党籍),但我自信,我仍然按照一个党员应有的品格和道德做人。

继国庆十周年首批摘帽子之后,1960 年10 月劳教所召开了第二次“摘掉确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帽子”大会。这次大会共摘了二十五名右派分子的帽子,我是其中之一。摘帽后,成了留所职工,被编到了职工队。我和其他二十多名摘帽职工被安排到五号坑作业。五号坑是方框采矿的坑道。当坑道向上打到离地表还有三公尺左右土层时,整个土层像一个巨大的屋顶坍塌,坑下作业的十三个人,全部被埋。事故发生时我们刚下夜班正在洗浴,听到撕心裂肺的“救命”呼喊,知道是五号坑出事,穿上衣服直奔五号坑,奋不顾身投入抢救。此次事故当场死亡三人,十人重伤。我们把伤员往县城医院送的路途中,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却是“我死后不要把我的遗物卖掉,请原样通知我的家属来取。”这样的“遗嘱”令人心寒,我只得安慰道,你们的伤一定能治好,安心治伤是第一要紧之事,其他的不要胡思乱想。

四十五斤重的大镣和一公尺高的牢房

某些管教者的思维方式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因此,对敌人愈残忍愈显立场坚定。所以他们认为对“抗拒改造”的人,施以酷刑是天经地义的。

褚林森以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罪名投入劳教。之前为人民解放军38 师114 团篮球队队员。此人从劳教所逃跑被捉拿回来。为了“杀鸡给猴看”,在铁工组现打了净重22.5 公斤重的铁镣给他戴上,一个1.80 米高的大个子,竟无法用双脚挪动步子,只好在镣的中部系上棕绳挂在脖子上,双手用力上提,才能挪动。每次拖着沉重的铁镣出工收工,令所有同类望而生畏。

残酷的土牢

关他的牢房更是别出心裁:从一个1米20 公分高的露天舞台后面打一个洞,长:1.2 米,宽:1.2 米,高:1 米。容积为:1.2×1.2×1.00=1.44 立方米。把1 个1.80 米高的彪形大汉关在1.44 立方米的牢房里,坐着要低头,卧着不能伸脚。关猪的圈也比它大许多。

我们这些右派先生中,许多人曾经是共产党各级领导机关中的干部,也有许多在政法公安机关中任过职。见此情景,都很吃惊。认为这是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但大家都处于被专政的地位,谁也不敢吭声。甚至还有人感叹:人家这是真正的“革命行动”,真正的左派才做得出来;我们这些人只能自愧弗如,难怪自己活该当右派。

后来,又有好几个人步褚林森的后尘:

杨连科,建国前参军,后转业至红河州某机关工作,因右派问题投入劳教。由于忍受不了饥饿,偷了几个洋芋种子烧吃被捉。结果如法炮制:带上22.5 公斤脚镣,关在1.44 立方米空间的小牢房……

郭家沅,建国前参加边纵,原为元阳县某单位干部,因在厕所小便时,不慎从裤包里摸掉二片复合维生素B 片,当即被×××看见,立即报告了管教干部。第二天被兴师问罪,上纲上线为:阶级敌人的破坏。于是如法炮制,两脚锁上22.5 公斤的大镣,关进1.44 立方米的牢房。

第四个享受此等“优待”的是原河口县医院医生段跃文,此人系因历史问题送劳教。由于“表现好”被抽调搞医务工作。在给劳教所一位领导诊病时开了处方,护士在执行处方时,出了差错,处方为肌肉注射针水,护士执行医嘱时误为静脉注射。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段被定为“阶级报复”,企图谋杀国家干部,被拷上22.5 公斤的脚镣,关入小牢房,数日后被允许回组就寝,但脚镣不解,带着出工,带着睡觉,天天批斗。一天,出工哨已吹响,组长催他出工,见他纹丝不动,掀开被子一看,殷红的血,渗透了床单棉被,人早已断气。他是用修面刀片割断股动脉自杀的,在他的身躯上用血写了六个字:含冤了此一生!

刑满释放人员管右派

在红河州劳教所的管理人员中,除公安干警外,有一部分人是从劳改农场刑满释放人员中抽调来的,他们被称为生产委员。

这些刑满释放人员,有的是解放初期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判刑的国民党乡镇长、区分部书记、惯匪等,现在的右派曾经是解放初期批捕他们的领导者,或是审讯过甚至是直接执行过对他们的逮捕令的人,有的曾依法对他们进行处理。今天,他们倒转过来对过去曾经对他们执过法的人执法。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得意无比。哼!你们也有今天!他们对右派们凶神恶煞,耀武扬威。故意加大劳动强度,向上打小报告,出难题,节外生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有人把这种奇妙的现象叫做“轮回”,“轮替”。有几个胆大的,不顾自己头上戴着右派帽儿,居然给上级机关写了报告。不久这些人全部被撤走了。

我的母亲

上文已说过,我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因为母亲每月把全家人吃“丰收瓜”省下的粮食磨成炒面送给我,才免遭饿死。母亲对我真是恩重如山。

1960 年10 月,我已摘掉帽子成为“职工,”此时的母亲已年过花甲,风烛残年又得了蜂窝组织炎,高烧不退,卧床不起。她思儿心切,打电报要我告假回家探望。按照当时的《劳动教养条例》,即使是未解除劳教的人员也可以请假,因劳教只是最高行政处分,并未剥夺公民权。我被准假两天回家探亲。我前脚进家,后脚就有一位劳教所的分队长跟进来。蛮横无理地强行察看我母亲是否真病。60 多岁的母亲只得呻吟着从床上爬起,由两个妹妹搀扶着走到堂屋,脱下衣裤,裸露出病灶部位让此人察看,对此,我们全家人都感到屈辱。

我被划为右派后,母亲的居民小组长职务被撤下,大门头上的“军属光荣”匾被摘下。一次街道召开“五类分子”家属会,通知母亲去参加。母亲虽是家庭妇女但也略识诗书,平时关心国家大事,她感觉受到莫大的侮辱,当场质问主持会议的人,请问我家老三被划为右派,而我家老二是县委宣传部长,共产党员,我是算老三的家属还是算老二的家属?等开共产党员家属会时,我能否参加?问得主持会议的人无言以对。从此,再无人通知母亲开“五类分子家属会”。

许诺成泡影

1962 年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早已酿成恶果,劳教所墙上的“量大质高营养好,保证屯钢吃中灶”的大字标语,已被抹掉,铁矿生产下马。领导上宣布撤销红河州劳教所,人员搬迁至开远卧龙谷农场,与个旧市劳教所合并。放下铁锤和钢钎的我们,又拿起了锄头和扁担从事农业生产,至此结束了不堪回首的地狱般的劳教生涯,投入了更加漫长的变相劳改——监督生产。此时,红河州统战部吹来了一阵春风,集中整训学习,准备让我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州委统战部部长来作了动员报告,传达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学习了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方针。我喜不自禁,心想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哪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兴高采烈等待分配的我们,犹如一瓢冷水浇在头上——从头凉到了脚。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已心知肚明:分配工作的希望已成“水中捞月”。

为了安定人心,州统战部杨部长二到卧龙谷,许下了三、五、七年的诺言,只要大家好好改造,和党同心同德,前途仍是光明的。少则三年,五年,多则七年,大家一定能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是年,我们被集体转移到弥勒国营东风农场,与原省级机关的右派们在一起,从事着开发南乡坝的艰辛创业劳动。直等到1976 年10 月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终于真的看到了东方的鱼肚白。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