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生于四川重庆歌乐山。抗战胜利后我们家搬到南京。小学时我在南京，中学时代在武汉。我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水利部部聘高工，母亲是小学教师。当时南京鼓楼小学里没有幼儿园，1950年9月开学，母亲就把我“放”在她当班主任的那个班上，我“花费”四年，读了2年小学一年级，2年小学二年级，才许我正常升级。初中保送高中，高中全科成绩优秀，体育成绩有特长，年级数、理竞赛拿过第一，一九六四年我考入清华大学。
家庭精心养育十八年的长子，在清华武斗三个月消费殆尽，一秒钟负债累累。
一、武斗，三个月铸成终身遗憾；杀人，一秒钟改变两人命运
1968年4月23日旧电机馆发生了武斗，当时我从二校门回2号楼经过了现场，在那儿驻足了两三分钟，看见我们系也有同学在那儿打得正欢，当时我还在想：“有什么说不好的事情不能解决？非要打这么厉害，非要武斗呢？”后来才知道清华的“百日武斗”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其实，我在1968年4月25日就已经打算回武汉了。我把行李都集中在一个箱子里面，运送到我（北航1964级一系的）中学同学那里。后来，因为没有及时地买到火车票，所以我才没有离京回汉。我回到学校以后看见两派的武斗升级了，那时既然没有回家回武汉，就鬼使神差地留在了学校，参加了团派很多活动。
记得在清华大学414和团派之间“交换俘虏”的那天，双方进行“俘虏交换”之前还保持住了各自的阵形。我在团派的队伍这边，手里拿着一根长矛，充当着414俘虏的“护卫”。正式“交换俘虏”的时候，现场双方的气氛好像还比较正常祥和。可是刚刚把俘虏交换（受伤的先被抬走）完毕，双方各自就带着各自的队伍散开并且缩回据点，场面气氛即刻恢复武斗的状态——极度紧张和敌对！
此时，我和护卫俘虏的其它几个团派同学，背靠二校门清华老邮局，躲在其西北角。突然有一根长矛，从清华老邮局里面，刺破窗户玻璃，直接扎到我的后腰正中间，至今后腰上还有一个矛尖疤痕的印记。幸亏当天，我配带着“牛皮护腰”（举重用腰带）。由于我练过举重双腿的力量比较大，所以当对方双手双臂全力把长矛推送到我背后的时候，我只向前踉跄了两步而并没有跌倒。因为那毕竟只有一个人的“质量”，刺破的玻璃也起到了“消减”作用。晃过神来当我回过头再去堵邮局的大门，已不见“刺客”人影。当时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受伤，回去以后解开腰带才知道背后有血。如今我想：“您用长矛扎我，若见到此文会有何感想？为什么下手不重一点！哪怕让我住院几个月……”历史没有如果！
当天我已经手持长矛参与了团派的群体活动，“手持长矛”的形象业已暴露在清华园的众目睽睽之下了（当时清华园里围观的师生员工和居民有几百人）。
武斗期间我的父亲正好上北京来出差，就住在北京东交民巷附近的水利部招待所。礼拜天他到清华来看我，正好赶上许恭生和段洪水的追悼会。当时在1968·5·30武斗中许恭生被414的众同学用长矛刺死。许恭生被刺也是因为在5·30武斗之前414武斗战士留在脑子里的复仇情绪使然。段洪水从攻楼的梯子上面摔下来致死。我还记得在追悼会上许恭生的妹妹作了“控诉414的罪行”的发言，这激起了我心中对414的愤怒。当时我的父亲也经历了这个追悼会的全过程。父亲虽然当场劝我同他一起回武汉，回家，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决定。我还是留在北京，留在了学校里。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我的父亲没有对我母亲说过这些事（我和父亲在北京都参加了许恭生、段洪水追悼会的事情，以及我在北京参与清华大学武斗的事情）。
此后我不断地，进一步参与了团派的群体活动，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所有参与者的情绪亢奋，且呈正反馈影响中（同一派的互相怂恿，对立派的积恨成仇）！此时，我并没有察觉到：派别团体活动有“群体裹挟效应”。1966年下半年以来，我的政治立场，已经完全的站在了团派这一边。但在这一段时间里，还是仅仅停留在观点上面。
今天回过头来认真思考，文革期间各种理论对自己影响最大，能够算得上引导我走向犯罪的洗脑效果，就是始作俑者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把两派群众比喻成国、共两党在斗争。江青又叫嚷“文攻武卫”，为武斗背书。她还提出：当前文化革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应当大量武装左派。这对我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影响。虽然文革进行中双方还是同学（如反右鸣放初期相互之间还是同学一样），还不像是“国共双方”，可越是接近秋后算账之日，也和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关系没啥区别了。我很真切地感受到虽然“文革”属于“人为制造”，可“秋账算后”其你死我活的仇恨将会真真切切闪烁在仇人的目光里！
老团广播台里不断广播着有关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害的消息，使他成了我的偶像。找到了搞革命就一定不能够放弃武装斗争的例证，对我有很强的刺激。以上是参加武斗前后，那些“人造阶级斗争理论”对我思想产生的影响。
我记得我是在1968年5月30号左右进驻大礼堂的，之前我住在一号楼的4楼。我进驻大礼堂的时候，除了我们系的几个人以外，还有一个石油学院的理论家（他的父亲是一位历史学家）。在两个来月的武斗全过程中，他一直驻守在大礼堂并且给我们“上政治形势课”，讲解他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当时我一直认为他是团派总部派过来的。说实在的，石油学院的理论家关于“文革的理论”，尤其是关于“必然要发展到武斗阶段”的理论，以及“党中央就要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可能会作出什么决议”，等等，他都讲得头头是道。对当时的我影响极大，也使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1968年6月30日，当我正在礼堂里面吃饭的时候，在大礼堂和新水利馆之间传来了爆炸声。我们放下饭碗赶出去一看，有几个团派的同学在抢救和搬运我们的伤员。原来是414的人从清华大学东区突破我们的包围（沿着大礼堂北边的那条小河的南岸），左拐弯跑到新水利馆和大礼堂之间时，遇到了团派的同学，于是他们扔出了手榴弹。团派同学，一个人的腿骨被炸断了，另外一个腹部进了弹片受重伤。而后这一帮414的同学就跑进了科学馆。
于是我们加强了警戒，当天我就带人进入新水利馆（包括某档案室），巡查了两个多小时。确认“的确没有414的武斗人员潜伏在新水利馆里面”而消除了“侧翼的隐患”以后，才放心回大礼堂。
我们大礼堂守区很快就接到了蒯大富的命令，命令要求我们包围和封锁科学馆，直到414方面交出凶手和肇事人员，不放一个人“出”或“入”！凡有出入科学馆者格杀勿论。蒯大富的命令渲染和强化了“包围科学馆，困住414的武斗人员”的紧张气氛。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大礼堂的管辖区）“闻亭”上用沙袋草包构建了掩体和工事。团派当时的“洋枪队”为我们配备了半自动步枪，子弹和探照灯。我们分班日夜值守，严防414的人突围。当时在现场和我一同值班的还有动力系的实验员某某和一个中学生，我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值班小组。
1968年7月4日凌晨，我和动力系的实验员某某加上一个中学生，三个人正在向科学馆方向观察（距离很近，一共65米），中学生突然小声说：“有人突围！”我立刻拿起枪对准黑影就扣动了扳机。某某说：“人倒下了！”“还有人要突围出来，趴下别动，把探照灯对好”。
从被害人出来，到开枪，到被害人倒下，一共就十秒钟左右。
我们趴下没动，又观察了一阵子，没看见有什么动静。我开始害怕了，对他们说：“人怎么躺在地上不动了？快把探照灯关了！有人出来救，就再不要开枪了，让他们把人救进去”！当时我心里非常紧张和害怕，大脑一片空白。我对他们两个说：“我回大礼堂了，你们两个在这里守着”。
于是乎我回到大礼堂，这时候蒯大富打电话来问，是我接的电话。我说：“我是黑胖子（当时在武斗期间他们都叫我‘黑胖子’）。”蒯大富问我：“刚才是不是大礼堂那边打的枪？”由于非常害怕和紧张，我回答蒯大富：“我不知道啊！”又过了几分钟，我就听见在清华的好几个武斗据点传来了枪声。事后才听说这是蒯大富下的命令，用其他的枪声来掩盖我这一枪，企图造成“众枪声责任分散效应”（与“众长矛责任分担效应”道理相似）。密集的枪声哄抬了武斗的紧张气氛，加剧了对立情绪！“群体裹挟效应”再施魔法，使得第二天7月5日胡Y开枪打死了科学馆里的杨ZJ。科学馆里一百多人被困在极度的悲愤和恐惧中。
我曾经在监狱里对胡Y说，我在7月4号开枪以前和以后的情绪大不一样，我开枪以后很快就害怕了。胡Y回答我说：“我也是。在7月5号开枪以前想的就是——要包围科学馆，不放人出来，没想太多。可是在开枪以后，也很快就感觉害怕了。”后来我想：真正胆大的还是蒯，一直不怕。他的胆是谁给的？
在此，我愿跪在（被困科学馆以及在动农馆积极实施救援的）众人的面前作忏悔！进行道歉。我对我自己往昔所造之恶行感到无比惭愧！无地自容！我发愿以后再不作恶。
说起我开枪以后躲在大礼堂里和蒯大富通电话的事情，还有一件相关的事。
在“工宣队和军宣队”开进学校以后，两派的同学坐在一起说起武斗，我们系里面414的一位同学对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开枪以后老蒯打电话问你，是哪个方向开的枪？是谁开的枪？你回答说：‘我不知道！’。你和老蒯之间的这段通话，被我们录了音，留下了证据。”“我们414的录音对你有利，说明你开了枪以后并没有立刻向蒯大富去邀功”。乍一听到此话，我即刻发愣了！当时都不知道如何回答。过了一会心里才想：怕都来不及呢！还去邀功？“旁观者”和“当事人”的想法的确大相径庭啊！旁观者可发奇想，随意推断。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在事后所发挥的“穷尽想象力”和“无穷尽推断力”不可小觑。我与蒯的电话内容呈现出了“当事人本人的罪恶感”，而当事人的同伙也具有“连带罪恶感”或“怕被牵连感”。其表现在，事发之后的第二天我就开始感觉到，大礼堂的同伙已经怕我，回避我，不理我了！也根本就没有人拿我当英雄对待，去蒯那里“报功”“庆功”。日后有多次，我自己还在内心赌气地想：参加武斗的人难道同当年“日本鬼子”一样穷凶极恶吗！？
我一直在大礼堂内惶恐不安，天就差不多快亮了，我又跑回闻亭，面向开枪的方向看。天麻麻亮的时候，我在慌张之余，看见科学馆里面有414的同学出来把朱玉生抬了进去。我只瞥了一眼就赶快回头不敢再看，心里害怕情绪紧张到了极点，又独自一人回到大礼堂去了。大礼堂内空空如也，只有我一个人，谁也不来陪我一下。这一点印象太深，太强烈！当时我就想不通其原因何在？
记得接下来的两天没有吃什么东西，抽了几包烟，很少和其他人说话。大礼堂的人见了我也不主动搭话，整个大礼堂的气氛好像突然沉闷起来了。第二天自己一人回到一号楼，独自一口气喝进去整整一瓶烈性酒“二锅头”，没有任何食物下酒，全是空喝，也没有喝醉，只是感觉身体有一阵子轻飘飘的。
此时虽然命案在身，可是心里想的还是“包围科学馆，不放一个人出来”，所以有人（赵德胜）“事发”后出逃内蒙古，而我没有。1968年7月27日以前我一直值守在大礼堂。记得事发后几天，我还听见郭仁宽学友从动农馆大喇叭直接点着我的姓名喊话，现在想起来感觉到恐怕与上面那个录音有关。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员进清华，队伍开到了老图书馆和大礼堂旁边的时候，对我们喊话，要我们放下武器。由于我自己背负着“打死人”的思想负担，当时比较顺从，而且我开枪杀人的事件发生后，整个大礼堂守卫人员的情绪都比较沉闷，说明大家心里都在想这个事情，所以就一致采取了“放弃抵抗”的态度。这时我“无形间”就把大礼堂东边，靠近河边的那个门打开了。守卫大礼堂的“我的几个同伙”似乎也怀着和我同样的“内疚”，没有抵抗就让工人师傅和解放军进入大礼堂。我的负罪感对大礼堂区包围圈的和平瓦解起了催化作用。工宣队军宣队顺利进入大礼堂这个百日武斗的主战区，宣告了包围圈的解体。
接着，工宣队军宣队便顺利地接近和进入了科学馆。科学馆里的同学看见了大礼堂顶部已经有解放军在拆除“大皮弹弓和高音喇叭”。
大礼堂是我们认为“团派最坚固的堡垒”，里面存有两个月的食物、水、燃料，只要关住了门，不付出巨大代价是不会被攻破的。事后我每当想起这件事，总是后怕并庆幸自己：幸亏当天没有任何一个人企图倚仗着大礼堂这个“最坚固的堡垒”，对工宣队军宣队进行殊死抵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大礼堂内有半自动步枪，有制高点。我想，应该是负罪心理瓦解了我们内心的张狂吧？
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师傅把我们驻守大礼堂的几个人隔开，分别询问情况。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是参加武斗的学生，如实地说了我自己的姓名，是哪个系哪个班的……当我正在大礼堂里面回答解放军向我提出的问题时，听见大礼堂和新水利馆之间（道路）的方向——“砰！的一声巨响！”我想赶紧跑出去看，但是解放军和工人师傅不让我出去。正在这时，听见外面有一个工人师傅进来报告说：“刚才是手榴弹爆炸，有一个女师傅（后来才知道是针织总厂的革委会委员）屁股被炸成重伤，还有一个军宣队员（后来才知道是针织总厂的军代表）后腰被炸伤。”这个时候那个军宣队员对我严肃地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现在应该做的是马上交出你们手里参加武斗的所有武器。”
我自己心虚，经过几番盘问，只好对他们交代：“我们的枪放在大礼堂的储藏室里面。”我们带着工人师傅找到了大礼堂储藏室的门，让他们进入把武器拿了出来。当时我当然不敢说自己有开枪打死了人的事，只说了自己是参加武斗的学生。那个解放军和工人师傅看见我比较配合，把武器抄出来了以后就放我走了（2016年后才知道是工宣队按计划撤离）。我回到了一号楼，才从其他据点撤回来的同学的口里得知蒯大富总部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当天下午还是晚上，我又进入了礼堂区域，发现在“闻亭”那里的山坡上，工事的两个大石头中间，还有一把土制的“火桶子枪”和一个手榴弹。我把这两个武器拿了以后，就按照总部的“撤退命令”，撤退了。我在撤退时路过13号楼和1号楼之间的小河，就把手榴弹和土制的“火桶子枪”扔进13号楼和1号楼之间的小河里。之后，跑到一个团派北京同学的家里躲避去了。
1968年11月中旬，在追查枪支和手榴弹的过程中，我交代了在撤退前把手榴弹和枪支扔进13号楼和1号楼之间的小河里的事情。这时冬天已经开始，工宣队的师傅要我跳入那条小河去打捞丢弃的枪支和手榴弹。经过几十分钟的“触摸”，万幸的是两件武器都被我捞起来了。我记得河面结有薄冰早上很冷，工宣队的师傅同意我下午再去打捞，再喝一点酒暖和点。说实在的，我当时只感觉心里紧张，只想把东西赶快捞出来，根本没有觉得很冷，直到现在也记不起当时有冷的感觉。只过了几分钟枪就被我“触碰到”并且捞出来了，赶紧把枪扔上岸。手榴弹可不好找，余下的时间都在找手榴弹。用脚触碰到了，再用手确认后，兴奋不已！小心翼翼地拿出水面（这回可不能“扔上岸”），走上岸，岸上的人比我紧张多了。直到我把手榴弹主动放在地面上，十几秒钟以后他们才拢过来。
为了交代以上开枪杀人前后的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也记不清写过了多少回？交代了多少次？包括向工宣队交代的，也包括在司法机关里面，我向司法人员交代的，以及在后来的劳动改造岁月里自己所经常“自我批判”时说起的。这些都记录和保存在我的档案里。
我记得是1968年的8月8日，我主动找工宣队的师傅，首次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以后我又写过和回忆过无数次与武斗相关的事情。
后来清华大学工宣队的迟群和谢静宜，组织过全校的师生员工对武斗作清算批判大会。全校各个系都有分会场，我被安排在主会场，主会场在大礼堂前面。开会进行中，会上有人曾经当面向蒯大富提问：“在闻亭的开枪是不是你下的命令？”，蒯大富毫不含糊地说：“是我下的命令。”蒯大富的回答，我终身难忘。实际上蒯大富的命令是很笼统的。
二、我的忏悔词
2016年4月4日清明节到了。我愿跪在朱玉生同学面前，向在清华大学百日武斗中被我打死的您作忏悔！再次进行道歉。我对我自己往昔所造之恶行感到无比惭愧！无地自容！我发愿以后再不作恶。
我是“三种人”里面的一种人，不够资格做几个代表。
在此我谨代表我的忏悔之心发愿：除恶业清劣迹！向被害者赔罪，跪在地上请求恕罪！
一切我今皆忏悔！愿忏悔使我身心轻安，灵智得以解脱。尽管已经受过刑事处分，但那仅仅行进了“一小半路程”，仅仅是“法律层面”的事情。
世界之大，不管属于哪一种人，罪灭障除，方可进功修行。“文革”五十周年即将到来，众生祈求悟真，以免难消灾，仅防其重演。
罪人：樊思清2016-4-4 00:00:10
三、我的忏悔观
在忏悔进行中反复思考，形成了我关于忏悔的总的根本的观点，表述如下：
（一）忏悔的前提
犯罪人应该要求自己：必先揭露真相厘清事实廓清原本，才有忏悔。
充分揭露真相认真厘清事实廓清事件原本，忏悔方现真谛。
罪恶既已充分披露牢牢绑定，“普世俱忏悔，随遇而忏悔”方能进功修行。
（二）忏悔的独立性
是属于个人心理层面的活动，是一种内省的方式，他在人格上应该是独立进行的，只能自己独立全盘承受，不需要示范，不需要胁从，也不需要被认同。
朱玉生被我杀害多年后，尽管并没有“专政机器”天天逼我，我却通过独立内省，使自己从“精神上的恐惧”转变到“灵魂内的不安”，跨越了一个层面。
（三）忏悔必将心比心，划断昔今
必须“将对方之心，比自己之心”，是自己和自己内心的对话；
忏悔，是以“目前的我”，来审视、批判和解剖“过去的我”。
（四）如何看待自己？
由此我作了简略假设：“假设自己已经被枪毙过一回”，作了前后两个阶段“昔今两个我”的区分。“今我”必须站在“对方”的立场来审视、批判和解析“昔我”，一切才会更加明朗清晰。
（五）忏悔应不计得失
是无条件的，它容不得任何“借口”，不允许“戴任何面具”。
过去的我已经死了。既然不杀我，我必自觉划断过去；赤条条地重新来过！岂容任何“借”，“戴”。
（六）忏悔，不可能改变罪恶的原本
牢记：过去的罪恶已定格成为历史，那个我已被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
（七）忏悔的底线，是“不二过”或“后不再造”
忏悔过后又重新作恶，那还叫“忏悔”吗！
（八）忏悔，不拘形式，不拘时空，一般也不拘场合
无论选择欧美式《牛牤》的内省忏悔，还是选择俄国式《复活》的公开忏悔，内外不拘，皆可忏悔；
不管是心念佛陀以清障蔽，还是祈祷圣灵如何使人悔改成圣，教仰无类。
（九）忏悔的终极形态
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最后的“最真实的状态”？
“不能自拔”，“无法解脱”，“自强自担”应该是忏悔的最后正常状态；忏悔只有起始状态（起点），没有最后状态（终点）。
很多人忏悔到“不能自拔，无法解脱”之时，或心念“陀佛”，或祷告“耶稣”，或跪求“真主”（推给神灵）以抚平自己的内心，求得解脱！盖源于此。
而我独感悟：“终极的问责”令人“不能自拔”，“无法解脱”时，不要试图推给神灵，而应“自强自担”苦果，直至人性复归！
我选择直接跪求朱玉生同学！心念朱玉生的父母兄弟！向天下的父母祷告！
“他来之手”偶遇而不求——有没有“真正的原谅，宽恕与和解”，都不是忏悔者所应考虑的。
（十）忏悔的威慑力
忏悔的“自强自担”的“最后状态”是对作恶者的最大的威慑。
任何人只要敢于作恶，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无穷无尽的忏悔，不会终结！
（十一）忏悔的相对性
施害者在某种意义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也是受害者；受害者某个时段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有过加害行为；也可能会有忏悔的愿望。
具有相对性，因此可换位思考。
（十二）忏悔的反身性
受害者在一定情况下，还没有来得及对施害者提出责任要求时，施害者越是应该主动及时忏悔，否则良心负担会越发沉重。
具有反身性，因此对责任主体的谴责暂时缺位时，忏悔主动回补更显必要。
（十三）为求和解，对悔悟者的忏悔在时间上允许暂时（与真相披露）相错配。
施害方停止施害，表示认错，幡然悔悟，但一时未能完全彻底公开施害事实时，受害方可先等待真相逐步披露，而不一味苛求“施害事实必先彻底廓清才许认罪”。受害方的等待，显示睿智，暗示宽容大度，反而有利于事实的彻底揭开，甚至会揭露出藏匿于后的真凶。真相披露和认罪忏悔两者不可能完全重合。暂缓苛求，宽容时间之错配，往往会奏出和解序曲的谐振之音。
我犯罪48年以来，回归社会35年后，已不再作恶，所以我取得了“一直忏悔下去”的资格。那么我还将继续忏悔下去，让忏悔与生命一同终止：
（1）即便对于自己，忏悔的缠绕时刻存在，相信忏悔会再次使我内心平静；
（2）即使无人理会或是有人挑剔，也选择把忏悔的纠结埋在心底让她继续。
清华大学动力系零字班樊思清
2016-4-18 01:12
（选自《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