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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铁路局的“整风反右”运动

说的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九五七年成都铁路局计划处整风反右的一幕。根据中共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成都铁路局也不例外,按照老一套模式首先由路局党委书记张允、常委公安处长王造明、常委纪委书记王锐峰、常委秘书长梁国玉、常委工会主席程骏组成五人领导小组班子。单独设立整风反右办公室,抽调大量经过精心审查挑选的那些思想进步、政治可靠、立场坚定、斗争积极的脱产干部参加运动,专门培训记录人员。

对各处是这样安排的:处长是党员的,就由处长负责;不是党员的,就由党支部书记负责,计划处我是党员就由我负责了。接着组织学习讨论,人人表态,开始鸣放。起初大家都说一些个鸡毛蒜皮的问题,局领导考虑尚不能引蛇出洞,后来又组织机关干部到四川大学参观大字报,大家对冯元春那张大字报很感兴趣,受到了点启发。回来后,提出来一些要求,如应该公开个人档案等等。

这个时候哪些是属于右派言论尚无明确标准,可是其他处不知根据什么已经划定不少右派了。就这样鸣放一段时间以后,局领导小组提出几条所谓右派标准,其中一条:“暴露肃反秘密者”。这时候计划处有一名科长叫崔家齐,在鸣放时连说带比划说有些个人档案里面装着一些纸条,不明不白才害人呢(崔曾经参加过肃反运动)。我仍没有划他为右派。可是我心里想这样隐瞒下去难以过关,于是我召集支委会,有我、关建、乔正三人,听听他们的意见如何。可是在会上谁也没有明确表态,意思就说你是个头头,你看着办好了。会后我还是拖下去了,没报崔是右派。当时我是这样想,右派就是反动派,无论如何不能下此毒手。以后我将如何面对?

这时候我就到北京出差,在北京开会期间正在吕正操部长办公室座谈的时候家里(支部书记)来了电话说:处里出问题了。

我出差回来以后听说崔家齐初步定了右派,说领导小组经查记录发现计划处在鸣放中有许多问题,接着五人领导小组找我谈话,在谈话中不提反右领导的问题,而是说我本身发言也有问题。接着对我个人采取了一系列的组织措施,先不准许我参加汇报会了,又取消了我的准备召开的局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接着对计划处开始采取措施,五人领导小组王造明召集我们支委开会宣布,计划处党支部在反右运动中失去了核心堡垒作用,经领导研究决定,解散计划处党支部,变更组织领导。后来一般由党委办公室主任王叔全领着计划处全体人员,像没娘的孩子般的,把我们带领到财务处去了。在那里王叔全宣布:“由于计划处领导用两面手法领导反右运动包庇右派,经五人小组研究决定,计划处今后反右工作统由财务处长王占英同志负责全面领导。”

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的复查补课,除了把崔家齐定为右派以外,查来查去又仅凭一纸片发言提纲,将尚未发言的科长邓季瑶也定成右派。支部书记关建由于发言中说过:“新中国成立这么些年,街头上还有叫花子是不应该的”,也定成了右派。工程师周亚来也定成了右派。我发言中提了几个问题也被定为右派言论。就这样查来查去,仅仅十五个人的单位就划了五个右派分子,远远超过百分之五的任务指标。无疑,成绩是显著的了,一时间在局机关内,捷报频传轰动一时,为成都铁路局在政治运动斗争史上增添了辉煌的一页。

这才进入了处理阶段,先把崔家齐开除党籍,下放到绵阳工务段劳动改造。把邓季瑶下放到工程队劳动改造(不久因不堪折磨就死在工地)。把关建开除党籍下放到机修厂劳动改造。把周亚平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最后就是我了,考虑到我的家庭和本人出身,作为内控右派,不戴帽子,开除党籍降职降薪,下放到基层,保留干部职务。候补党员马庆丰定为中右,取消候补党员资格。计划处一共六名党员就去掉了四名。计划处除了一名特定左派余下的都是中右。

这就是我在单位亲身经历的整风反右的一段过程!

20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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