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传媒及文化人的虚伪，充份体现在一边为金庸逝世而歌功颂德，一边对于澳洲华人艺术家巴丢草作品因被大陆威吓，香港主办单位突然取消展览视而不见。
金庸即使真是千世而一出的文学家小说家侠之大者，又如何，就如国学大师饶宗颐、电影人邹文怀，大家想想假若他们没有庇托于英治香港，会有什么成就可言？民国时代的国学大师，49年之后面对处处红线的政治禁区，学术生命结束，历史学只剩下“五朵金花”可以讨论，哲学只有历史唯物辩证法，艺术表演只有全国一台戏红色娘子军样板戏。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全面贯彻在各创作领域。民国时代已成为国学大师的陈寅恪60年代没有什么研究自由可言，甚至人身也失去自由，而饶宗颐则可以自由自在飞到巴黎，内地文革爆发，他正在法国及英国研究当地所藏敦煌画稿。至于昔日与饶齐名的季羡林，那时正在大陆忙于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些民国时代的精英人物，在中共治下面对红线禁区，有的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人思想改造，投入政治运动，迫害其他知识分子，如季羡林；有的消极抵抗，但始终无法逃避政治黑手，过得到反右，过不了文革，一生不断写的作品，就是思想检讨向党交代，如萧军。金庸也是民国人，生于1924年，1948来香港工作，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转折。电影《一代宗师》以咏春拳叶问师傅故事为主轴，写出成为一代宗师的三个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真正令叶问、金庸、饶宗颐、邹文怀、邵逸夫等人成为人物，其实是香港，因为香港的自由，令他们得以“见众生”。中共禁绝人民私下习武，叶问来港后仍然在大南街港九饮食职工会授拳，晚年遇上李小龙，而李小龙因为邹文怀的眼光，培育成为世界武打动作明星，咏春也传遍世界。没有自由的表达、创作及思想环境，他们怎能够见到众生呢？
金庸小说之所以在香港家喻户晓，是因为70年代邵逸夫主政的无线电视，将片厂模式移植到香港电视工业，制作长编电视剧，由此产生第一批本土电视明星汪明荃、郑少秋、李司棋、朱江、夏雨，1976年推出改编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红花会豪杰借电视的魅力“入屋”，1978年《倚天屠龙记》推出，自此改编金庸小说已成为电视剧名牌。我们这一代是成长于电视黄金时代，由电视接触金庸小说，再回头找小说去看。金庸小说改编之所以切合电视流水作业生产方式，因为本来就是商业创作，在报纸连载为了卖纸，所以要不断有冲突位，剧情节奏要快不能拖沓，人物造型设计要突出，奇幻想像丰富，这都是市场导向下的产物。
自由环境是关键
悼念金庸，究竟我们在悼念什么？如果他是天才，大家只有惋惜一位天才的消逝，但如悼念有现实意义的话，就通过怀念金庸的创作，令香港人知道要出力去捍卫，那个曾经令叶问、金庸、饶宗颐、邵逸夫、邹文怀等人得以“见众生”的环境：一个自由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