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所进行的精简城市人口的这段历史，笔者以前专门写过《六十年代末的城市人口疏散》一文，介绍了这次疏散的大体情况。近日又收到了一份相关材料，觉得除了可以进一步补充前文的内容外，还可以更加明确究竟是哪些人被列为疏散的对象，这些被疏散的人，去农村安家落户，是为战备需要减轻国家负担还是去改造？
这份材料是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革命委员会生产建设指挥部在七十年代初发布的一份《高举毛泽东思想大红旗，以战备为纲，迅速掀起上山下乡去农村俺家落户的高潮》宣传材料，材料共10页，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讲述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重要性，第二部分是要疏散哪类人，第三部分是如何做好疏散工作。其中在第一部分中在介绍完国内国际形势一片大好、有关疏散和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和疏散人口的重要意义之后，通过一些人的话语来说明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必要性（文中并没有指出具体说这些话的人的名字，是否是为顺利地进行疏散人口而杜撰出来的不得而知，但笔者认为有杜撰的可能性）：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住在城镇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认识到，不参加生产劳动不仅给国家增加负担，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缩小城乡差别，而且不利于自己和自己子女的思想改造。有的知识青年说：“我们是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人寄托很大的希望，可是我们蹲在城里没事干，农村很需要劳动力，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有的城镇居民说：“贫下中农在农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可是我们住在城里吃闲饭，靠别人养活，将来非变修不可。”有的原住在农村的干部家属说：“过去我们在农村和社员一块劳动，一块学习，感到很舒畅，和贫下中农的感情也很深，进城后，开始不习惯，后来慢慢也就变了，思想落后了，开会学习也不愿参加，这实质是变修的开始。”因此，不少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积极要求上山下乡，去农村安家落户，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对于他们这种积极性和革命行动，要给予坚决的支持，并号召大家要立即行动起来，在全旗迅速掀起一个上山下乡，去农村安家落户的高潮。】
不知别人读完这一段有什么感想，笔者读完后感觉到只要在城里住着就会变修，城里人是不劳而获，简直就是修正主义的基地，到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才能防止自己的思想变修，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才是一个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公民应该做的事情，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农村，就是无产阶级思想改造的天堂。可是，接下来再看到第二部分官方所确定的疏散人口对象时，则让我们从崇高的理想中回到现实中来：
根据战备的需要，城镇人口中凡下列人员应做为主要疏散对象：
【1、城镇闲散劳力。这些人主要以做临时工维持家庭生活，收入不固定，生活无保障，有些人冬季吃救济并且容易出问题，个别人如偷盗、搞投机倒把，流入外地撇浮油等。
2、家居农村没有城镇户口的。这些人本来就是劳动者，逐步变成消费者，短期内生产队还给口粮，长此下去就会变成黑户（生产队不给留口粮，城镇又无户口，必然买高价粮维持生活，无形中给黑市交易开了方便之门，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从那里来再回那里去）。
3、应下放未走的知识青年。这些人本应该到农村安家落户，有的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工作，这对已下乡的知识青年影响很大，认为老实人吃亏，有的下乡知识青年说：“回城里来走到街上抬不起头来。看人家没下乡的知识青年多神气！带着手表，骑着车子，看看自己一无所有。”因此，没有下去的知识青年必须下去，到农村安家落户，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4、职工干部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些人大部分阴一套、阳一套，在机关挑拨离间，欺上瞒下，扇阴风，点邪火，不起一点好作用。有现行活动的应按开除处理；没有大问题的可按精简处理，到农村安家落户，进行劳动改造。
5、职工干部家属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些人大多在旧社会剥削和欺压群众，站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有的当干部或职工，有的是本人逃避土改，后来子女参加工作进城），仍过着逍遥生活，个别的还在背后给自己的子女出坏主意、坏点子，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些人应该坚决减下去，到农村进行改造。
6、清队中清理出来的职工、干部。通过“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对有问题的人，经过查证落实定案后，应分别按开除和精减处理，下放农村安家落户。
7、社会青年。这些人有的是家庭生活困难，被迫辍学；有的是受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读书无用论”的流毒，搞投机取巧，认为书念成了也不过是知识青年下放了，如果中途退学或者根本就不念书，还有可能找着工作，岂不“一举两得”，这种人也应视其情况予以下放。
8、由外地雇请的临时工。这些人来时大部分有合法手续，又有一点技术，但久而久之就与原籍脱离了关系，个别的还与城镇的人结了婚，逐步成为了“黑人”（原籍不给粮吃，又无城镇户口），以买高价粮维持生活，应坚决遣返原籍。
9、在农牧区公社工作的职工干部，家居城镇的家属。个别职工干部不安心农村工作，经常往城里跑，有的还在生产队买这买那，在群众中影响很坏，应动员其将家属搬到农村。
10、职工干部中原家住农村，后来家搬到城镇的家属。有些人工资不高，人口不少，造成人为的生活困难，应动员其搬回农村，即减轻国家负担变成劳动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好处。
11、除上述疏散对象外，凡职工干部自愿把家属下放农村或送回原籍也应按规定发给安家补助费，并给予支持。】
这十一类确定要被疏散的人中除自愿把家属下放的之外，其他的都是有问题的，要不是没有户口的，就是有历史污点的，还有就是职工干部中的来到城里居住的农村家属，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城市里的“闲杂人员”和“反动分子”，疏散人口完全是以“城镇户口”和“身份”的标准来确定，既然如此，那第一部分所树立起来的具有高大上的疏散意义岂不是对牛弹琴？所说的“去农村安家落户，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么伟大的事情为什么又红又专的革命干部不去，而让那些黑五类们去独享？为什么“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回来后怎么就觉得低人一等呢？这些“反动分子”，究竟是被疏散还是去劳动改造？
七十年代初，巨大的城乡差别，让疏散人口成为一项艰巨的工作，为了让这项工作顺利进行，一方面要高调宣传疏散人口的重要意义，把疏散人口上升到政治道德的层面上，另一方面各地制定政策的人也知道，下放到农村将使疏散下放到农村的人生活质量下降很多，失去城镇居民独享的生活待遇，因此为完成上级下达的疏散人口的指标而又不引起过激的矛盾，“城镇户口”和“出身”的标准就成为他们减少工作阻力唯一可以利用的标准，因此，“闲杂人员”和“反动分子”就成了牺牲品。
宣传的欺骗性和政策的强制性，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不知道被强迫疏散下放的人如果真有胆问一句“农村这么好，为什么让我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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