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党锢之祸，大抵有两次，汉桓帝时的党锢，还比较轻，不过朝廷一干清流被囚禁拷打，没过多久，就草草收场。而在汉灵帝时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可没这么简单，清流党人跟宦官之间的争斗，进入白热化，而皇帝则从情感上一定会站在朝夕相处的宦官一边，打击迫害党人——叫他们党人，实际上是宦官们怼清流的一种贬称，因为在古代，君子不党，结党者必非善类。只是，反对宦官，在那个时代，具有绝对的正当性，所以，坦然接过这个称谓，自称党人。
第二次党锢之祸，是真正的祸，朝中的领袖人物，除了“望门投止”，被无数家庭冒死救出，逃到塞外的张俭之外，剩下的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之类百余人，当朝士大夫的领袖人物，几乎一网打尽，都被处死了。不仅如此，汉灵帝还下诏，凡党人父子、兄弟、门生、故吏中任官的，一律免职，禁锢终身，而且牵连五族。
这样的诏令，落到具体执行的宦官手里，就变成一场波及全国，声势浩大的迫害运动。原本谁是党人，就界限模糊。事实上又没真的有这样一个党，人员又没有登记，同气相求者算是党人，平时有来往的，算不算呢？多揪出一个党人，牵连者就是一大片。然后再追究其亲属，门生和故吏，范围就更广了。只要是较真，只能越抓越多，没完没了。
最初，地方官有的不积极，但是，架不住宦官们拼命地加压，凡是不积极追究党人者，以党人论处。原本权势之下，乐意讨好者就多，现在涉及自己的身家性命，就不得不干了，一个一个比着来。各地的州刺史及属官，原本是监察官，这回，则专门管这个，成天督催郡太守抓党人。当年的郡太守，是有司法终审权的，可以先斩后奏。迫害运动一旦成了势头，各级曹掾，斗升小吏，借机劫财，挟私报复，一时间，破家身死者，相望于道。说是禁锢，但就是杀了你，也没处喊冤去。原本清流反对宦官，多少有点道德主义的偏激，但宦官们如此残酷地报复，则完全走偏。不仅把朝廷的统治基础毁掉，而且种下了日后宦官被杀绝的种子。
但是，也有地方官，始终不合作的。灵帝时史弼为平原相，青州境内的一个王国的相，相当与一个郡太守。全国都在抓党人，青州也不例外，衙门不干别的，成天拷掠逼供。每个郡，都抓了不少党人。但唯独平原，一个没有。青州刺史的从事，怪罪下来，说青州一共六个郡，五个都抓了党人，唯独你的地方一个没有，是何道理？史弼回答说，各地风土不一，风俗各异，别的郡有党人，我这里没有，也很正常。若让我秉承上意，诬陷良善，淫刑滥罚，则平原之人，每家都可以被打成党人，这样的缺德事儿，就算是死，我也是不会做的。刺史从事一怒之下，就上奏弹劾史弼，幸好，奏上之后，党禁无形之中解了，而史弼只被罚了俸，没有被株连。史称，平原因此而被济活者千余人。
反过来推，那么其他各郡，因为这场运动，又死了多少人呢？中国历史的数据统计，一直都含含糊糊，一郡能济活千余人，那么，全国破家身死者，怎么也有十几万。迫害一旦成了运动，真是害人不浅。东汉经此一折腾，士林遭此荼毒，精英折损，士气不振，想不完蛋，都不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