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11)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我正在看门诊,护士长匆匆走来叫我。她面色神秘而紧张,悄悄小声对我说:“一组来了电话,要你立刻到游泳池去。”一组是毛及其人员的代号,二组为刘少奇,三组周恩来,四组朱德,五组原本是任弼时,在他死后,则为陈云。

室外露天游泳池是原来就有的,为了让毛在冬天也能游泳,就在室外游泳池的南边新建了室内游泳池。室外游泳池在夏季开放,中南海内的工作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都可以来游泳。室内游泳池夏季不开放,在其余的季节里毛去的时间多,别的首长也来,但逐渐来的越来越少,于是成为毛的专用场所了。为了让毛能好好休息,以后又向南加修了大会客堂与书房,这就是以后接见尼克松总统、田中首相等人的所在。同时又修了卧室。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九六六年底,毛迁居到这里,直到一九七六年去世为止。

毛终于召见我了。

我将病人处理完毕,交代了工作,骑车出了流水音。正是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之前,天气仍旧有些凉。我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北面的游泳池,已经微微出了一些汗。

在游泳池的门口,毛的卫士长李银桥正在等我。他看见我立刻迎上来说:“你怎么这样久才来?毛主席一直在等你哪。”我说:“我将门诊的病人处理完,时间长了些。”当时我没有带医疗用具,我问他:“主席是看病,还是检查身体?”李说:“都不是,主席只是说要见你,谈一谈。”我又问他,要谈些什么,李回答说不知道。

李将我引进室内游泳池,毛泽东正躺在游泳池南端的一个木床上看书。

虽然毛躺着,身上盖着毛巾被,可是看得出来,他的身材魁梧,面色红润。上身穿白衬衣,肘以下露在外面,比较起来,手臂显得很长,头发浓黑,前额宽阔,皮肤柔细,两只脚放在毛巾被外面,穿着深咖啡色线袜,小腿很细,脚看上去就大了。

李银桥向毛说:“主席,李大夫来了。”毛放下书,叫李搬了一张椅子,放在床边,要我坐下。

他说:“张之洞说他自己是起居无时,饮食无常。我同他一样,刚一起床,就到这里来了。现在几点钟?”我看了表,告诉他:“现在四点半。”毛说:“这是我的早晨。你什么时候起床?”

我不知道毛的生活习惯,他突然一问,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这时是下午四时半,我不清楚他是问早上的起床时间,还是午睡后的起床时间。于是我说:“我是早上六点多钟起床,午饭后稍微休息一会儿。”

毛笑起来,说:“你是医生,很讲卫生,起居有时。”毛的眼神充满智慧,他的眼神,而非言词,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我打心底佩服他,我觉得我是跟一位伟人坐在一起。

他拿起一支香烟,我注意一看,是英国三个五牌子。他将烟掰了一半,装在烟嘴上,点燃以后,吸了几口。他说:“这种烟嘴是宋庆龄介绍给我用的,里面可以装滤烟器,据说可以将尼古丁滤掉。我吸烟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尼古丁起了什么作用。你吸烟吗?”我说:“我也吸烟,不过不多。”毛又笑了说:“你是我遇到过的第一个吸烟的医生。”然后,他深深吸了几口气,眨着眼睛,带着一丝顽皮的笑容说:“吸烟也是做深呼吸运动,你说对不对?”我笑了笑,没有回音。

他看到我的两鬓有不少白发,说:“你才三十出头,怎么白发比我的多?”我说明人体各部位的遗传特征不相同,人体各系统衰老的表现不一致,然后我说:“从头发上看,我比主席要老。”他哈哈大笑说:“你给我戴高帽子了。”

然后他问我的学历与经历,我大略说了一遍。他很注意地听我说完,然后他说:“你中学时就开始受美国人的教育,解放战争(国共内战)时,美国人帮蒋介石,现在又在朝鲜打我们,可是我还是要用你这种英美派。我要学外语。有人说学俄文吧,我不学。我要学外语,就学英文。以后你同我在一起,你教我学。”我表示同意。

过了一会,他又说:“你加入复兴社时,只有十六、七岁吧,那还是孩子嘛,懂什么?你已经向领导上讲清楚了,这没有什么问题了。唐太宗手下有一个大将,叫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归顺的时候,唐太宗手下的人都说他不可靠,可是唐太宗让尉迟敬德和他睡在一个帐篷里,后来尉迟敬德建立了不少功劳。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是唐太宗,你是尉迟敬德。这只说明,互相之间要以诚相待,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短时间还不行,要长时间的考验才算数。”

“许世友早先在张国涛手下,长征到陕北后,张国涛跑了。一九四二年整风开始,大家都说许不可靠,把他斗得要死要活。许急了,要拉队伍自己去打游击。康生要将他抓起来枪毙。我说不忙,我找他谈谈。他们都不赞成,怕许害我。我说不会。许到我这里,见到我,张开大嘴就哭。我说不要哭,我只问你两句话,你相信张国涛,还是相信我?你愿意走,还是愿意留下?许说,我当然相信你,我愿意留下。我说,那好,你照旧去带兵,没有事了。许世友到现在不是干得很好吗。”

毛又说:“你那时只是个孩子嘛,懂什么?”

多年的忧虑和阴霾消失无踪,我一下子感到安全无比,毛一语解决了我家庭背景和政治历史的问题。许多人用我的过去来攻击我,阻止我入党,使我活得战战兢兢。毛此番话的逻辑是那么简单,但它使我放下沉重的心理负担。毛是最高领袖,没有人敢向他挑战,我很感激毛救了我。

这时卫士长来给他开饭。他坐在床沿,要我同他一起吃饭。一盘清蒸武昌鱼,是两大条;一盘回锅肉,里面放了不少红辣椒;一盘炒油菜,油很多,青菜都是整根排在盘中。这时是五十年代初期,大家的生活还很清苦,平时在食堂粗食淡饭惯了,一旦吃这样的菜反而油腻得吃不下去了。毛注意到我吃的不多,笑着说:“你吃得不踊跃啊。武昌鱼的味道不错嘛,回锅肉也很好。”我嗫嚅的说:“我不饿。”他说:“这是我的早饭,也是午饭,我一天吃两次饭,大概同你的吃饭时间合不上。”

吃完饭后,他要我再谈一会。他问我读没读过哲学,我说:“学医的时候,医学的书还读不完,没有学哲学。毕业以后,忙于看病人,也顾不上读。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只是学过主席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我是真的喜欢那两篇文章,毛写得不错,简洁而切中要点。《实践论》主张真正的知识是从实践中,而非读死书而来,对我这想做外科医生的人来说可真是一针见血。《矛盾论》使我了解解决任何问题的方式在于找出主要的矛盾所在——即寻求解决根本问题之道,而不是专注在外表征兆上的小节。

他笑了说:“抗日战争发生后,部队到前线,抗日军政大学要我讲讲哲学,我也打算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写了这两篇。《矛盾论》我写了两个星期,只用了两个小时就讲完了。这两篇中,《实践论》比《矛盾论》重要。”

后来我也常常回想,我第一次与毛见面及谈话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第一次与他见面,就给他留下了好的印象,能够一见投机呢?我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

在毛身边待了一段日子,我才知道他有多么重视这两篇文章。他自觉它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突破,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理论分析。《实践论》和《矛盾论》分别在一九五零年和一九五一年正式发表以后,苏联方面一直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传说斯大林指派苏联有名的马列哲学家尤金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是为了就近研究毛的思想,并向当局报告。毛曾经几次与尤金谈这个问题,而且还亲自到尤金在北京的官邸与尤金讨论两次,但是双方都是各持己见,没有结果。

毛后来同我讲:“难道哲学在马克思和列宁以后,就到了止境了?难道中国的经验不应该从哲学上加以总结吗?”

但那个第一天下午,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毛也并未提及。

毛又说:“哲学要读一点,不读恐怕医生也当不好。我这里有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你拿回去读。有人告诉我,在美国不论文科、理科、工科等各科的最高学位是PHD,也就是哲学博士,可见他们也是将哲学看成统率各学科的科学。另外也要读历史,不知道历史、就不清楚现在是怎么来的。还应该学点文学,医生是同人打交道的,只懂医学,语言无味,缺乏共同的语言。”然后他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日子长得很,有的谈。”他伸出手来,与我握了握,我走出室外。

我出来以后,已经是傍晚七点钟了。

我发现毛既凝重又诙谐,很健谈,很善于让人讲出自己的思想,眼睛里不时闪出智慧的火花,似乎有时有玩世不恭的影子。在接近他的时候,自然的感到亲切而和蔼,开始时的紧张心情,坐下一谈,自然就放松了。

那么我见过毛了,以后要经常见到他,负起他的医疗保健的重担了。

我立刻到了汪东兴的宿舍。汪笑嘻嘻的说:“今天你谈的时间可不短,都谈了什么?”我将大体情况告诉了他。他说:“我说你干得下来,怎么样?这个开头开得不错,你安心好好干。”

这时他的电话响了,原来是李银桥打电话来,告诉他,我走了以后,毛很高兴,要我做他的保健医生。李银桥估计,我适合在毛处工作。

汪放下电话后说:“我会将情况报告罗瑞卿部长,你好好休息,注意保密,主席那里的情况一律不许对没有工作关系的人讲。”

我回到南船坞宿舍,娴正等着我吃饭。我将下午的事全告诉了她。她很高兴,说:“看上去,你给毛主席的初步印象不错,否则不会谈这么多这么久,还请你吃了饭。”毛好象喜欢我,我自然高兴。但我仍免不了忧心忡忡。我说:“这也难说,还要看以后顺利不顺利。”娴说:“这种性质的工作,只能小心谨慎。既然开始了,就不能不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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