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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不怕有一天再来一场运动么

《上海生死劫》里有一处,郑念讲她的弟弟,她弟弟是个经济学家,国外留学回来后,在中央政府部门任要职,之前三次两次的各种运动,因为瞎说大实话,被贬去农村喂鸡,结果他非常肯动脑,经济学家学习起科学喂鸡简直小菜一碟,后来喂的鸡比别人的都好,远近闻名,农民都特别喜欢他,有什么问题都来问他,他每次回城,就带一堆资料回去教大家,声望非常高,惹得当地的村官不乐意,向上级汇报,让弄到别的地方去。

来一场运动结束,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政府又把他请了回去,他也再度依然尽心尽力,结果十年来了,这次比以前都严重,各种揪斗什么的,就彻底把他精神打击得崩溃了,说什么是什么,还检举了郑念在国民党旗前照相。后来郑念问他,他还以为自己说的是真的,其实当时脑子确实已经不太清楚了。

郑念讲述国内最后一次见到他弟弟,他的眼神里黯淡无光,人也是破碎的,他劝郑念要顺从,郑念说自己这一点不像弟弟,她就是顽抗到底。好多年后,弟弟当时已经又成为国际经济学大拿,来美国讲学,她见到弟弟,觉得他精神状态和幽默感都恢复了,就问他,政治风潮一向是左右摇摆的,你就不怕有一天再来一场运动么?

他弟弟笑了笑说,这种摇摆是有时间阶段的,我现在这个年龄,已经赶不上下一次了。

当时读到最后这一句的时候,心里‌‌“靠‌‌”了一声……细思极度恐来着。

延申阅读:

@欧洲文艺评论:上午读20世纪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Ronald Crane的文章,再次想起他的中国学生巫宁坤(《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者)。

巫宁坤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以艾略特为主题,师从Ronald Crane。1951年,翻译家赵萝蕤先生邀请他回国任教,巫先生报国心切,当即决定扔下博士不读了,回去报效祖国。

临走时,巫先生昔日的室友李政道前去送行,巫突然问李政道为何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着说:我不愿意让人洗脑子。巫当时不过是个文学青年,阅历不深,不懂政治,‌‌“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回国后没多久就被要求去中南海接受长达七个小时的‌‌“思想改造‌‌”报告会,而他接下来一二十年的命运,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代大陆知识分子常见的命运了。

1979年10月,巫宁坤从报纸上读到李政道回北京讲学,阔别28年之后,他们在北京相遇了,当时李政道的身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和‌‌“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他是举国崇拜的对象,是华人的骄傲,而当时的巫宁坤去北京是要办理‌‌“右派改正‌‌”的手续。

二十多年的黄金岁月,一个人走向了学术和人生巅峰,一个人则全部浪费在了炼狱里。

后来,巫宁坤用英文将这段人生经历写成了自传,书名叫《一滴泪》。

余英时先生曾上过赵萝蕤的课,后来在美国读到《一滴泪》,大为震撼,但当时他不认识作者,更不知作者与其昔日的老师有过那么深厚的交情,余先生对《一滴泪》的评价是:

‌‌“它写出了中国知识人在历史上最黑暗期间的‌‌‘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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