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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79)

1945年4月10日

帕特里克·赫尔利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使延安深感沮丧。中共领导人认为,这位美国大使的讲话,是从政治上对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地位重重的一击。

毛泽东怒气冲冲地谈到“美国对华、特别是对共产党的新政策”。他对美国援助所抱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于是就大骂赫尔利是“帝国主义者”。可是就在五个月前,毛泽东还称赞这位“美国总统的使者的杰出才干”,感谢赫尔利将军“对中国人民所抱的友好感情”。宴会上,毛泽东曾说过多少亲切的话;当时他多么愉快,而他对那位“头脑清醒的美国政治家”的能力,又是多么赞赏啊!

感情变化多快啊!正像俄国俗话所说:“先捧场,后骂娘。”

4月3日,中共领导人收到了关于美国大使讲话的新闻报导。第二天,中共领导人召开非正式会议,会上提出两项建议:

1、发表一个答复声明:

国民党也是个武装的政党。此外,它武装夺取了政权。

给国民党提供援助,就是增强它的挑衅的、反革命的核心力量,这样做,最终会导致新的内战。

答复赫尔利:蒋介石是个法西斯分子!

批驳赫尔利关于共产党请求美国给它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的讲话。

2、致函帕特里克·赫尔利,向他提出抗议。

但是,4月6日,五个最高领导人开会,决定不采取这一行动。

这里普遍对赫尔利不满,好像谁都不打算原谅他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命令复印去年11月9日晚草就的、由赫尔利和中共中央主席签署的国共协定,便足以证明这一点。

影印本交给了董必武。不久他就要乘飞机前去参加旧金山会议了。影印本将在适当的时候交报界发表。那时,赫尔利就无法否认协定草案的存在了。如果报界怀疑这个文件的真实性(这个协定毕竟是个密件),董必武就将出示协定原件,这样就会损害赫尔利的名誉,因为原件上有他的署名。

赫尔利出访伦敦,同丘吉尔进行了会谈。他即将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据说将向斯大林转交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中共对此深感不安。人们普遍猜测,赫尔利的活动是同远东问题、主要是同中国问题直接有关的。

1945年4月12日

本届中共中央全体会议正在讨论任弼时和康生的报告(草稿),代表大会本来应该已经开起来了,但是对这两个报告的不满,已经发展成激烈的争吵。特区党组织的代表们,在小组会上辩论得特别激烈。高岗是个代表小组的组长。代表们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整风对特区的打击最大,想使他们平静下来是不可能的。他们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陈独秀、李立三、博古、王明、“莫斯科派”,还有康生及其一伙,统统受到猛烈的抨击。

毛泽东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结束事态的逆转。代表们一个个被叫去进行个别谈话。

中央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主席所作的政治报告。对军事报告提了些意见,报告随即作了适当的修改。

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也获得批准,但是其中并没有把毛泽东抬到高于党和可以不受批评的地位的词句。

至此,共产党扩大的中央全会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已全部讨论完毕。但是,对任弼时和康生的报告的辩论拖长了时间,中共领导不得不将召开代表大会的时间推迟一星期左右。

不出所料,任弼时的《论1931年1935年间党的政治路线》的报告,触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毛泽东很聪明,把这个报告从代表大会日程中移到了全会上来,如果不这样做,结果会怎样,当然只有他知道。

1945年4月14日(1)

美国总统弗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突然于4月12日去世。

罗斯福的去世不仅仅是美国的巨大损失。他是一位明智的、有远见的政治领导人。

他是在画家为他画像时去世的。

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接任总统。

蒋介石给他所属将领的密信:

共产党正加紧对日占区进行控制,目前忙于在湘中、皖北和长江流域一带扩大其影响。

共产党正大肆进行不利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宣传。

共产党正采取一切措施,阻挠中国军队的反攻,并在国内制造混乱,为此正寻求外国援助。

蒋介石号召他的军队的将士加强纪律。他指出他的参谋总部腐化成风,将官们欺骗统帅部。

国民党的全部梦想,就是靠它自己的力量把日本人赶出去。这将有助于他们控制沦陷区。

美国电台评论员要人们警惕未来的中美关系。这些美国人说“战后的美中关系,对我国来说意味着美国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这些伪君子,说什么重庆和延安的关系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大国不应卷入这一年深月久的争端中去。把这些话与这里实际发生的事情加以对照,那真有意思。

中共中央主席把任弼时和康生的报告移到全会上,目的在于给激烈的争执降温,他的这一招效果很好,当前有关这两个文件的辩论就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代表想起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想起整风中所受的打击,仍然心有余痛。在全会的一次会议上,当讨论到任弼时的报告时,白发苍苍受人尊敬的林伯渠都不禁流下了眼泪。这就不难想象,如果报告弄到代表大会上去讨论,结果将会如何。

林伯渠是特区的代表之一,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党员。

对这两个报告的愤怒感情,可能会使人们注意到中共中央主席十年来的政治路线。所以他非常注意要设法缓和辩论时的尖刻语气(最好是能使讨论收场)。毛泽东不断召开出席本届全会的各代表团团长开会。在最近一次汇报会上,中共中央主席指责代表团团长“对思想感情腐朽落后的人太软弱了”,要求他们强硬些,以便结束对任弼时的报告的讨论。

1945年4月14日(2)

高岗明显地感到,要改变代表们这种普遍的思想情绪,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于是,中共中央主席宣布,他要给“留尾巴”留得最多的各代表团讲话。这首先就指特区代表团。

中共中央主席急于要使任弼时的报告顺利通过,以便缩短这场辩论,因为辩来辩去,意见不一致和不满的险兆露头了。毛泽东自恃其在党内享有绝对权威,想给代表们开导一番,使形势能“健康”发展。他想把这些感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使得代表大会能百事顺利,谁都对“康生同志的错误”闭口不信。

情报局局长的行动,都是受中共中央主席指挥的。这就是说,对这个委员会的活动稍加批评,都会或多或少引起人们怀疑毛的政策是否正确。

毛泽东把王明变成他政治棋局中的一个卒子了。把这个原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员选进中共中央,能消除莫斯科的怀疑(整“教条主义者”,想用金医生的药剂毒死王明,季米特洛夫的揭发电报,毛同美国人会谈的某些方面)。毛泽东已经给代表们施加了压力,力图使他们相信,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把王明选进新的党中央委员会是必要的。

由于长期对王明进行诽谤和对舆论施加压力,他成了不受代表们欢迎的人。这也是代表大会推迟召开的另一个原因。要把王明重新选进中共中央是条妙计,这会带来许多政治上的好处。因此,毛泽东并不急于召开大会。

这些年来,毛泽东一直在攻击国际主义者,煽起人们憎恨“莫斯科派”和“教条主义者”的感情,换句话说,他一直在煽起党内斗争的火焰,或者不如说,煽起一场旨在消灭他的政敌的大火。但是,现在他力图扑灭这场火灾,以达到他的策略目的。毛如此固执己见,令人不胜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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