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2月28日
中共设在重庆的机构约有50名官员，由周恩来和董必武领导。
陈家康是主要官员之一。他是广西人，受过高等教育。在去年一年里，他当周恩来的秘书。他的英语很好。同在重庆的所有美国军事人员都很熟悉，也是他们的常客。在延安，美国人把他当作好朋友来接待。
刘少文年近四十。他是毛泽东的同乡。
不过，刘的个人经历中有个有趣的情节。他曾一度赞成朱德去支持张国焘，当时张就红军的领导问题，同毛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但这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了。
刘在重庆机构中起着特殊的作用。他在那里领导着大批的特务。李克农很器重他。
现在，刘少文完全是李克农的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李克农和康生互相妒忌，而主席就为了他自己的私利利用这一点。
1944年12月30日
显然，希特勒德国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这样，苏联能采取措施来保护其远东边境的时刻临近了。这就是中共领导召开了一连串会议的原因。
毛急忙掉过头来同苏联进行赌博，以此讹诈美国人和蒋介石。
昨天我向莫斯科报告了以下情况：
“最近事态表明，毛泽东和他的亲密伙伴迅速回头来拖住苏联，要同苏联进行一场长期的、不光彩的赌博。他们的目的是惟利是图，尽可能多地从苏联在远东的行动中攫取好处。”
1945年1月5日
中共中央主席在同我谈话时，再次强调，对中国进行革命的改造，并不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了解中国、了解它的需要、风俗、历史，这才是重要的。
毛泽东甚至避免提到联共。他对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毫无兴趣，尽管他喜欢提到它。
毛随着他的权力为大家所公认并且日益巩固，开始想成为一个独揽党政大权的、无可争议的权威，而且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了。
毛捉摸出了一套合乎他地位的举止风度。他讲话的声音很难叫人听清，因此听者不得不十分注意。他慢慢地踱来踱去。在椅子里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几乎一动也不动。
他做什么和说什么都考虑到中国人的心理。他动不动就发脾气。
1945年1月7日
去看毛泽东。
他在准备大会文件，看上去很疲倦了。他说话慢吞吞的，常常停下来考虑压在他心头的事情。他不时地起身来，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步。头发落到了面颊上，他也不把它甩回去。他常常在书桌旁停下来，看看文件，喝口茶。
毛的姿态和举止，表现出他胸有成竹，相信人民是一定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他平时很健谈，但有时为了“扮好角色”，又很少说话。
毛抱怨说，他有一阵身体不好。
毛又高大又健壮，可是耐不了费体力的事情。他不散步，躲避阳光，不爱活动。
毛总说自己的年纪大了。他感伤地说：“快老了”。他抽烟抽得特邋遢，裤子和上衣都给烟灰弄脏了。他随地仍烟头，痰吐得特多，真叫人讨厌。
令人惊奇的是，不顺心或者最轻微的不适，竟能立即使他衰老。
1945年1月11日
赫尔利还在设法使国共在美国控制下和解。美驻华武官德帕斯上校，日本问题顾问怀特迈耶，魏德迈的参谋人员爱德华少校，还有另外几个军官，昨天从重庆来延安。
美国大使赫尔利通过德帕斯，给中共领导递交了一封信。
赫尔利的信上说，目前具备一切条件，使特区与国民党之间的谈判能圆满结束。他请求毛泽东和周恩来准许他偕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宣传部长王世杰、中国陆军政治部主任张治中访问延安。
德帕斯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叶剑英会谈。他们对这位美国武官都表现得极其冷淡。
今天，德帕斯等美国人飞往重庆，带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拒开谈判的信件。毛泽东在信中代表中共，要求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并给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以充分的自由。毛泽东坚持，要就中国民主改革的所有问题开展全国范围的讨论。
中共领导人采取这种不妥协的坚定态度，目的在于使国民党在国际上遭到孤立，甚至破坏各国同国民党的联盟。毛泽东考虑了由于日本人不断进攻而出现的形势。国民党实际上受到反日联盟各国报刊的谴责。
赫尔利去年11月10日在国共延安协定草案上签了字，中共中央主席继续利用他的这一失策。毛泽东了解，美国大使发现自己处境尴尬，将不得不在特区和重庆之间的谈判中进行调处，以免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恶化，导致武装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不顾现实，对所提的要求天天加码的原因。他认为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蒋说得一无是处，来引起美国对特区的同情。
1944年12月2日《消息报》发表文章之后，中共领导人明显地改变了他们有关同美国人会谈的看法，而把他们的一切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希望我们从政治上永远支持他们。可是，他们并没有把老政策从他们的武库内抛掉，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这种政策。拿定老主意，他们就想这样来讹诈美国人。
戴笠是蒋介石的人。他是反间谍机构的头子。蒋介石对他无限信任。美国武官德帕斯上校是见到他的少数人之一。戴笠避不与人接触。重庆几乎没有什么人见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