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2月12日
在这里，生活中到处是陷阱。可以说我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中。他们企图愚弄我，损毁我的名誉，想把我灌醉，想找出莫斯科对延安事态发展的真正态度；向我提出一大堆看来天真，但实际是狡猾的问题；想拿“乐于助人”的少女来引诱我；想叫我相信他们的谎言；最后，是想赢得我的信任。采取这些手法，与其说是要摆脱我，不如说是要使我变得跟他们一样地想问题。不，不只是要把我争取到他们一边去，而是要使我不折不扣地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们要说服我，要迫使我相信毛所主张的一切，这样，我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就会把毛的政策说成一贯正确，并维护他的利益。这就是现在他们所追求的目的！
看来，他们认为我已采用他们的思想法方法了。因此，主席如此经常地对我“交心”。不过，他并不是在跟同志谈知心话——毛泽东是那种对每句话、每个行动都要掂量一番的人。
我得到了他的“信任”，他在假装信任我。
有一点使我真的屈服于毛了，那就是他的好客。他经常邀请我。进行事务性的谈话绝不会是邀请的理由。在这方面我完全放弃了我的“原则立场”。拒绝这些邀请是不聪明的，不合情理的。
我睡得太少，而且睡得不好，不安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不这么紧张就好了。哪怕只有一天呢！
对共产党的畏惧占了上风，美国人拒不提供武器给中共。
这件事使毛泽东大发脾气。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发表声明而已。
主席对观察组渐渐地不感兴趣了。中共领导接到重庆发来的一份新的国共协定草案。这是一份对赫尔利将军和主席在延安签署的草案的反提案。重庆无意分权，更谈不上自动放弃权力。这个草案显然是与毛的计划背道而驰的。
1944年12月13日
毛泽东谈到，急需召开代表大会。
重大事件即将来临。必须使全党认清形势，巩固整风成果，配备党的高级机构的班子。
在讨论蒋介石的反提案之后，中共领导开始考虑，这样的会谈究竟是否有必要进行下去。经过热烈讨论之后，主席命令对蒋介石提的国共协定草案，不作任何反应。
毛采取报复措施，决定立即把他派到国民党那里去的代表撤出重庆，以便使中央政府首脑处于窘境（因为美国人遵照罗斯福的命令，正在给他施加压力）。
主席明确发布命令，董必武和周恩来不必再回重庆。聪明的一着！可是，我已经习惯于延安外交的反复无常了。
就在一个月之前，主席写信给美国总统，说他一直努力想同蒋介石总统签署一项协定。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协定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
延安对于董必武和周恩来的撤离，将以他们需要向领导作定期汇报来解释。
1944年12月14日（1）
以下是毛泽东对我解释的中共领导所执行的外交政策的意图：
1、尽力帮助国内进步势力的发展。
2、通过宣传鼓动来孤立反动派和顽固派。
3、从日本人手里夺取土地，扩大解放区。
他特别强调，根据这样的方针，同美国人接触是有利的。美国人想藉助中共的兵力，就会作出一些让步，并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自然，只字不提他的实际目的。
事实表明，同美国人接触，结果失败了。比较保守的美国政客的慎重的、不信任中共的方针，正在占上风。盟国宁可把将来在中国争取政治优势的斗争，永远同蒋介石政府的体制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盟国拒绝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武器装备，就是证明。显然，白宫否决了利用八路军和新四军作为突击力量来在中国打败日本人的设想。也许美国人考虑到了毛泽东想在斗争过程中夺取国家的广大新地区的秘密意图。因此，延安和华盛顿之间的会谈陷于僵局。美国政客不把宝押在毛泽东身上，不担这个风险了。对他们来说，重庆政权从各方面看来似乎都更加可靠，但是，解放运动的发展行将日益缩小这个政权的基地，这就是他们的阶级估量的错误所在。
美国人并不了解实际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怒。他已经用了一切办法，来向他们证明，他们同特区联盟是正确的，必要的。他对中国的现在和将来的看法，对中共在权力斗争各阶段中起的作用的看法，已经是讲得够坦率了。
当然，他们所采取的立场（他们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他们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想乘机捞点好处。毛的政策当然带有这种因素。乘机到处捞东西（他这样作的时候不惜大为许愿，而又从来不讲原则），这是他的惯技。对毛说来，要增强实力，就得捞东西。至于怎样使用这种实力，在这方面他倒并不需要什么劝告。他所追求的只是实力！他发动整风来整人，希望得到美国军火，利用东方各国人民要求解放的情绪，利用马克思主义以及同联共（布）的所谓国际友谊来进行蛊惑宣传，他就是靠这些办法来增强实力。
实力，这是他的政策的主要立足点。他不愿一切原则想凭武力来得到权力。
赫尔利将军和主席于11月在延安的几次谈判，产生了几项（美国人所）没有料到的、肯定会影响到国共两党之间今后关系的先决条件。在现阶段，这些条件很容易使国共关系更加恶化，甚至严重恶化，这是确定无疑的。这除了怪赫尔利将军之外，就不能怪谁了。正是他的调处给了毛泽东几张同重庆进行政治赌博的王牌。
毛泽东为不受约束地进行政治活动找到了正式理由，因为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使者，在延安同意了国共之间的政治解决纲领。现在，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这个纲领又被宣布为不能接受了。
1944年12月14日（2）
在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想通过一项关于组织所谓的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决议。这又是赫尔利笨拙调处的结果。赫尔利亲自为此扫清了道路，因为他在延安谈判中，承认了中国需要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机构。假如不发生什么意外，毛泽东就会建立这样的委员会。
同时，毛有了这份美国人也已经获悉的草案，就会利用它来吓唬美国人，把他们争取到他一边来，从而使他们给他提供武器。假如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愿合作，毛就要分裂这个国家，打起内战来。
所有这些阴谋，都是在日军的炮火声和中国沦陷区的Banzai（日语“万岁”）声中酝酿的，而延安没有人为这样的事担忧。
延安领导人一面利用赫尔利的失策进化讹诈，一面加紧准备第七次党代会。大会无疑就是要在最近几个月之内召开。赫尔利拒不承认在延安所签订的协定草案，这件事给了毛许多有力的论据，其中主要的是，国共两党之间的联合是不可能的。从这一论据中，得出了影响深远的结论。这证明，毛早在1941年到1944年期间所实施的全部政策（对日本侵略者不进行积极斗争，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揭露国民党“特务”的运动，在日本侵略的情况下发动内战，等等），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他的全部宗派活动是正确的。
现在，毛直截了当地说，同蒋介石反动派联盟是办不到的。他蓄意曲解这一联盟的目的。他宣称这是一种反常的、同阶级敌人的联盟（是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联盟），而不说明这种联盟的特征是反抗侵略者。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各种民族主义力量，都全力以赴来打法西斯。而毛对此一声不吭。他口口声声地说，同阶级敌人蒋介石联盟是荒谬的，说主张同国民党“妥协”的王明集团是目光短浅，并把共产国际的策略（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说成是“赞成投降”。
毛喜欢显示他是事事都作阶级分析的，但是每当这种分析与他的目的相矛盾时，他就不作阶级分析了，而以臭名昭著的蛊惑宣传来收场。而且这种蛊惑宣传也有特定的模式。它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基础上的。这种原则是在爱国主义、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或“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提出来的。
毛一定会告诉全世界说，联合委员会并不是中国政府，因为他怕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所以，他是不会去建立这样一个政府的。又是蛊惑宣传！他们在延安编造了自己的说法，说联合委员会只不过是使国家民主化的有效工具，它行将促进共同战胜日本的事业。这些话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了。
联合委员会必然就是第二个中国政府（当然不算南京的日本傀儡政府），而这第二政府的成立，必然会引起中国的最严重的分裂。这是发生在战时的分裂，是加深人民灾难的分裂。
另一方面，毛的理想即将实现：他将成为这个政府的首脑，并采取最坚决的步骤来发动内战。
现在延安把赫尔利当做笑料。可是不管怎样，同美国人还是保持接触，以防万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