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11日
中共中央主席对同赫尔利将军的会谈十分满意。毛泽东邀请我去，把会谈结果对我作简要介绍。他有说有笑，心情舒畅。
毛泽东要我拍发几个电报给莫斯科。他当然知道，我对中共领导和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的会谈情况了解得是够多的。他要赶在我的前头向莫斯科报告。
1944年11月12日
观察组除了在特区搞情报工作之外，还采取步骤来削弱中共与莫斯科的联系。看来，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抱幻想——他们对给共产党提供武器一事很慎重。他们对蒋介石一直都是中意的，而且以后还会如此。可是，中共领导人彻底出卖了自己。他们那么急于想得到军事装备，急得忘记了一切，甚至忘记去掩盖自己的卑劣行径了。
赫尔利的使命，不仅在于要促使特区对日本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而且还在于要在中共领导和莫斯科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可是，中共领导人设法说服了总统的私人代表，在协定草案中塞进了他们自己的条款，而这些条款蒋介石肯定是拒不接受的。
帕特里克·赫尔利过份自信，他不了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依仗着自己大权在握，在四份协定草案上签了字。协定草案一份留在延安，两份分送给蒋介石和罗斯福，至于第四份，我相信赫尔利会自己留下作纪念。这是留给他和美国外交的一件可怜的纪念品。
1944年11月13日
共产党对中国解放区的农民实施了减租减息政策（地主靠地租为生）。
按中共中央主席的意见，1931年至1934年，党在农村推行了过左的政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毛泽东说：目前党还不能进行全面改革以解决农民问题，但是耕者有其田的日子总会到来的。
1944年11月14日
11月10日上午，赫尔利将军给中共中央主席一封私人信，信中说他对会谈结果深为满意。
赫尔利希望会谈表现出来的良好合作精神，在战胜日本之后还会保持下去，这有助于促进和平，有助于中国争取一个民主的将来。美国总统的使者认为，这就是他此行的崇高目标。
他感谢毛泽东提供的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共中央主席的值得钦佩的领导，导致了国共两党协定草案的产生。这个草案首先是毛泽东亲自参加的成果，而且已由共产党通过一项具体决议加以批准。
总统的使者感谢毛泽东所表现的信赖。这一点大大感动了将军，他要求毛泽东相信，毛表现了多么真挚的感情，又多么能体谅别人，他是完全明白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解决了。国共协定草案将毫不耽搁地转给蒋介石。
对于中共中央主席写给美国罗斯福总统的、请他（赫尔利）亲自转交的那封明智的信件，总统的使者表示感谢。
将军写道，中共中央主席的行动，对争取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中国和胜利结束战争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讲到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这种友谊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
中共中央主席祝愿总统身体健康，并表示他最深切的希望，希望战争胜利结束之后，（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将为建立世界和平的事业并肩前进。只要美国总统愿意，两国是能够走上共同建设新世界的道路的。
中共中央主席告诉总统，他对总统的使者以礼相待。三天来，他和赫尔利将军商讨了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人民共同抵抗侵略者的问题，各抗日力量组织国民政府以求得政治统一的问题，中国的民主化问题。
中央委员会主席写道，共产党一直力争同蒋介石达成一项牢固的协定。这样一项协定会表达中国人民的希望，有助于增进他们的幸福和切身利益。
赫尔利将军此行，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出乎意外地获得了达到我们目的的机会。三天会谈的结果，达成了一项协定草案。这项草案体现了共产党一直坚持不懈地为之斗争的各项目标。斗争已进行八年之久。斗争的基础就是抗日统一战线。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一致批准了这项协定。
毛泽东接着写道，他感谢赫尔利将军对中华民族所表示的同情，总之，见到赫尔利将军，极为高兴；对他的杰出才干，深为赏识。
共产党将尽力之所及，实现协定的原则。党中央授权我（毛泽东）签署国共两党的这一协定。协定是在有你的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签署的。
毛泽东报告说，在他的要求下，赫尔利将军答应把协定的一份副本转交美国总统。
毛泽东对美国总统在抗日斗争中提供援助，对他为统一中国所给予的支持，以及对民主的真诚关怀，表示感谢。他代表中国人民、共产党及其军队致谢意。
这封信是按赫尔利将军的建议写的，赫尔利向中共中央主席保证，他将亲自把信交给罗斯福总统。
1944年11月15日
美国代理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宣布，召回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但是总统尚未任命新大使，高斯迄今仍在重庆。
南京傀儡政府的首脑汪精卫去世了。他死得其时，不然他逃脱不了中国人民的审判。
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61岁，是个职业律师，得过法学博士学位。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战争结束时，他升到上校军阶。他在马恩战役中受重伤。1943年，他成了罗斯福总统在中东、印度和中国的私人代表。现在，他以陆军少将军衔，作为总统在中国的私人代表。
毛懒得很。一张沙发和一把扶手椅，大概是他闲暇时候的全部所需了。他贪吃佳肴美味，又吃得多。他还能吃到特殊供应的上等水果和干果。
可是，近来毛不参加午夜的宴会了。他缩小了客人的圈子。现在，在他饭桌上只能见到很少几个经过挑选的人和他一起进餐。
江青显出一副很有主见的样子，能很快领悟不熟悉的问题。她好查根究底，有野心，但能深藏不露。她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
毛泽东完全处于她的影响之下，他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她。
奥尔洛夫对我说，没有江青，毛就心神不定，有时甚至不肯试体温，不肯服药。
江青机灵而又不引人注目地推动她丈夫去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远非家务事。
1944年11月16日
中共中央主席假如要干什么坏事，他就拿我来打掩护。我得给他向莫斯科发电报。
毛泽东十分明白，特区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还没有独立到可以不要苏联支持的程度。因此，可以说，只要有事，毛泽东就总是急忙“直接”向莫斯科报告的。这种行事方式，还另有目的。中共中央主席的电报发出以后，我要提出不同意见就难办了。
除了发去电报之外，中共中央主席还要我把赫尔利将军的感谢信发给莫斯科。
在处方事件和莫斯科的干预之后，毛泽东一直提防着我，尽管他小心地加以掩饰。我是个见证人。毛用他那假装对我的信赖和邀我晚上到他家促膝谈心（毛、他的妻子和我，经常没有别人在场），来使我“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