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和一位专门研究国际贸易关系的内地经济学家聊天，话题难免绕不过眼下如火如荼的中美贸易战。理论上讲，像他这样的人最近应该忙坏了才对，不可能这么有空地陪我喝了一整个下午的茶。他告诉我，那是因为他“站错了边”。什么叫做站错边呢？原来“上头”也真的很紧张，这阵子频频在全国各地召集专家提供意见；但问题是“上头”听到的意见，却几乎是一面倒的，而他正好不属于那一面。
简单地讲，专家们在这件事上大致可以分成三派，一派认为不必害怕，积极应战；一派主张尽早让步，止损优先；还有一派骑墙，利弊并举，不给结论。
但“上头”最后召见的，居然全是其中一派（肯定不是骑墙派），因为这些“上头”揣测那些比他们还要高层的“上头”，应该会比较喜欢这一派的意见。换句话说，这是一次结论先行的意见征集，他们根本不打算在专业学者群中广泛收集不同的信息和看法；他们真正要的，是为自己早已设定好的倾向，提供更多听起来很专业的论据。
这位经济学家的讲法，跟我在另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朋友那里听到的差不多，他们那一行最近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于是我再追问：“那些上头的上头，他们的倾向和立场又是怎么来的呢？”话刚出口，我就知道这是个太傻的问题。果然，这位经济学家白了我一眼，意思是我明知故问。他说：“那当然是来自最上头啦，下头所有人都猜他会喜欢这种立场。”
这段期间，媒体上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政府误判中国，不止现在低估了中国应付这场贸易战的能力，而且长期以来都一直误会贸易和接触可以从根本改变中国政府。另一方面，还有更多人认为中国误判了特朗普和美国，居然以为特朗普只是嘴上说说，不可能真的干得出什么大事。我不太敢肯定美国误判中国的背景，但我起码晓得一点中国误判美国的缘由。有些评论把矛头指向那些误国的专家，认为他们太过浮夸，几年来固然不断叫嚷中国快要超越美国，甚至在贸易战刚开始的时候仍然宣称，用不了两个回合，美国就会败下阵来。但是这些评论恐怕也是心有“上头”，不太好意思继续追究为什么专家这么多，偏偏上头就只听这些误国专家的话。有的论者甚至建议“内地学术界也应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好研究，才能在中国发展路上发挥作用”。似乎问题出在所有专家做学问都还做得不够扎实。
学问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开头当然要有最可靠的材料来源。但是现在很多大学就连翻墙都不容易翻出去了，一上网就是百度，一搜索出来就全是广告，要找点正经的东西都得花尽九牛二虎之力。
中间暂且略过不计。等到学问做好了，最后当然得出版面世。但现在出版业的审查，即便是一向稍微宽松的学术书籍和期刊，也都已经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位老友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论文，关于东南亚国家出现的佛教和暴力之间的关系（例如缅甸那些想要消灭罗兴亚人的佛教徒）。由于牵涉到宗教，所以在专业学报发表之前，这篇论文还得交到国家宗教局那里审查。最后审下来的意见，是怕这篇文章太过敏感，会引起中国佛教界的不满，所以不许刊登。
这个结局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事实上我觉得我的朋友应该庆幸才是，至少这篇文章不用送到外交部审查。我知道有许多学术研究因为牵涉到其他国家的内部矛盾，所以过不了外交部那一关，他们担心这些研究会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别的国家怎么会因为你中国有一个学者在某一本没有什么读者的学术论著上面写了一点关于他们的“负面”文字，就要向你大兴问罪之师呢？
如果你不明白，那你就真是太不懂国情了。首先，虽然发生这种事情的机会极其罕有，但我们没有人敢拍胸脯保证它绝对不会发生。万一它要是真的发生了，那岂不是给国家的外交大计添烦添乱？所谓维稳，就是要杜绝任何风险的苗头。其次，别的地方（假设是所谓的西方发达地区），要是有学者写了一部对某个国家很不友善的专著，那个被批评的国家大概是不会发难的，因为后者知道什么叫做学术自由，一个地方的外交部乃至于它整个政府，实在不可能为它每一个学者的言论负责。但是中国不同，人人都晓得中国有自己的道路，不流行这一套来自西方的学术自由观念。所以一不小心受到中国学者伤害的他国政府，甚至他们的一部分国民，便很有理由去怀疑这个学者的研究是不是得到了中国官方的默许。接下来就是一个循环了。由于没有学术自由，所以政府就要替学者的研究负责任，唯恐这些象牙塔里的蛋头给自己生事；又由于非常担心学术研究会带来不良好的结果，所以只好更加小心地去限制那份本来就已经十分稀缺的学术自由。
所以知情识趣的学者都明白，反正出版不了，甚至整个研究从一开始申报课题乃至于立项都有可能会失败，所以敏感的东西最好别碰，比如说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又比如说香港的政治问题。这些对政府而言相当棘手的领域，本来最需要集思广益，广纳各种意见和看法。不过现实却是他们只想听到他们想听的声音，不容偏离正轨，更不允许批评甚或否定现有的政策。除非你能担保你的研究结论最后和官方既定立场高度一致，否则就不要在这些课题上浪费时间和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