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胡适都重视少数人的知行责任，都有一种精英主义的倾向。不过，孙中山的精英主义使他提倡“行易知难”说，从而引申出一种革命的专制主义；而胡适的精英主义使他提出“知难，行亦不易”说，从而导出“专家政治”论和“幼稚园民主政治”论。
胡适《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显然是批评孙中山“行易知难”学说的。这当然不是一场纯粹的哲学论争，而主要涉及政治观念上的差异。
在胡适看来，孙中山“行易知难”说是一种很有力的革命哲学。最初，革命当然是少数“先知先觉者”的事情；不过，革命如想成功，必然少不了追随者，必然需要形成凝聚力。因而，孙中山以“知难”归诸革命领袖，以“行易”归诸众人，认为“知”是很难的事情，只有“先知先觉者”、革命领袖才能解决，至于大众，只需要服从领袖、跟在领袖后面“行”就是了。“信仰领袖，服从命令，一致进取，不怕艰难，这便是革命成功的条件。”胡适的解释虽然浅显，大概还是符合孙中山本意的。
不过，胡适认为，革命之后，“行易知难”的学说恐怕就有点过时了，就有点不适于建设了。胡适于是就提出了他的“建设哲学”：“知难，行亦不易”。意思就是说，对于建设事业，对于治理国家来说，不论是“知”，还是“行”，都不是容易的事情，都需要慎重行事。
胡适认为孙中山将“知”、“行”分作两件事情，分作两类人做的两类事。其实，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说主要针对的，恐怕还是那些治国者。也就是说，胡适的“建设哲学”暗含的前提区分了两类人：治国者与民众，或者用孙中山的说法，行使治权的诸葛亮与行使政权的阿斗。
胡适认为，治国是一件最复杂、最繁难、最重要的技术，知与行都必不可少；纸上空谈算不得知，鲁莽糊涂算不得行。政治上的措施往往关系千万人甚至亿万人的利害，所以不能不谨慎从事，不能不小心翼翼。而且，政治是无止境的学问，处处是知，处处是行，越行越知，越知越行的好。胡适最后并且指出，当时最大的危险在于，当国的人不明白他们干的是一件绝大繁难的事情。以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真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感。显然，胡适心仪的，是能知能行的专家政治。（胡适另有《说难》一文，也是发挥这层意思的，可参看）
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说，明显是针对治国的“诸葛亮们”而发的。至于“阿斗们”，胡适提出的则是“民主政治是一种幼稚园政治”的理论，或者说，是一种“知易行易”的理论。在胡适看来，民主（主要是指选举而言）是一件易知易行的事情，只需要常识就可以对付，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也不需要专门的知识；这次投票时被人骗了，下次就学聪明了，学乖了；仅此而已。
可以说，孙中山和胡适都重视少数人的知行责任，都有一种精英主义的倾向；而胡适的精英主义使他提出“知难，行亦不易”说，从而导出“专家政治”论和“幼稚园民主政治”论。
2014年1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