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香港人难以忘记的催泪弹画面。（9月28日那天警方共施放87枚催泪弹驱赶示威者）（资料图片）
四年前的9月28日，香港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占领行动，示威者以雨伞抵档催泪弹的画面，登上国际媒体头条，这场运动被冠以“雨伞运动”之名。示威者占领主要交通干道79天，与政府谈判、多次与警方冲突，没有换来北京或港府的让步，政改方案随后被否决，香港民主之路举步维艰。
四年过去，这场运动的后遗症陆续浮现——多名示威领袖官司缠身；以“伞运”光环投身议会的人，因为宣誓事件失去议席，或是被阻参选；崛起的“港独派”遭到官方连串打压，提倡“港独”的香港民族党近日被取缔——种种事件揭示中港矛盾在四年后并未有缓解的迹象。
BBC中文采访了一些运动领袖以及建制派人士，回顾这场运动的得与失，以及讨论香港未来发展的方向与困境。
“伞运”成与败
“占领”行动的起始，源自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写了一篇题为《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的文章，鼓励民众以非暴力公民抗命形式，争取政治权利。
“重头来过会不会做（发起运动），可能如果知道之后发生那么多事情，花那么时间，那可能会思考一下，还会不会写这一篇文，”戴耀廷对BBC中文说，“但我不会说后悔。”
他的文章引起广泛关注，其后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及牧师朱耀明，发起“占领中环”（即“占中”）行动。他们三人被称为“占中三子”。
“占中三子”以及多位示威政治人物，目前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等罪名。戴耀廷说，四周年并不是回顾这场运动的最佳时机，但今后难保自己会否身在牢狱。
至今，他一直甚少翻看催泪弹当天的画面，催泪弹发射前，他身处政府总部外的阵地，根本不知外面发生的事情，但现在因为案件需要，反而重看当天的画面，他坦言“有些记忆开始冲淡”。
“占中三子”希望透过威胁发起群众运动，迫使北京与他们谈判，但完全不成功，中国人大常委会在8月31日宣布一份反对派不会接受的政制改革方案（又称831决定）。戴耀廷当时已说，运动在“这阶段已失败”，占领行动已经是一场“大龙凤”（香港俗语，意为闹事），继续启动下去，只是为了达到公民觉醒——让更多人关心和参与政治。
岂料，这场“大龙凤”不如他所预料，迎来催泪弹，而且，“占中三子”无力叫示威者离开。
“我们最大的能力，是能够做到一次又一次的占领，而不是一次性的爆发，我们叫得人来、叫得人走，显示是可以带领群众。”
但“结果证实，我们做不到、整个民主运动都做不到。”
他说，当年发起这场行动，是以香港当时的处境去思考这件事，“我们是否不够深思熟虑？当然也可以这样说。”
这场占领运动的爆发点，并非戴耀廷在台上宣布“占领中环，正式启动”的一刻——最后占领运动发生在金钟，而非中环。
爆发点是黄之锋为首的学生领袖冲入公民广场，被警方重重包围，激发起更多市民上街声援。
黄之锋因为占领行动，一度被判监（后来上诉得直），穿着囚衣的照片，成为他从政以来，又一标志性的画面。
“我觉得公民抗命重点是要承担法律责任、承担代价，”黄之锋对BBC中文说，“虽然这个运动令我们背上刑责、判监入狱服刑，我没有后悔过这个决定，亦都好庆幸可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由反对国民教育运动开始，黄之锋一直站在运动的最前线，在国际媒体出现的次数，在众多香港政客中名列前茅。这天，他很随性地穿着拖鞋，到公民广场外的天桥接受访问。
“我不见得现在有任何人指控雨伞运动失败。只要你是反对阵营，无论你是光谱的哪一边，你宁愿‘伞运’没有发生过，还是有‘伞运’的出现？那好明显是有‘伞运’的出现，”他说，“我觉得雨伞运动能够带来新一代的政治觉醒，亦都影响了整个民主派愿意用一个更进步的抗争手法。”
黄之锋认为，四年来的最大改变，是民主运动上多了很多新面孔。
“伞运”后，一些以“港独”、“自决”为号召的年轻政治人物尝试参选立法会，但部分人因政府设下重重框架被拒诸门外，得到选票投身议会亦因为“宣誓事件”而失去议席。
反对派认为北京对他们的打压愈来愈严厉，虽然如此，黄之锋认为新一代，为民主运动带来新的能量和想象。
戴耀廷也表示认同，他认为“伞运”后公民觉醒的成效远超想象，反专制的力量更强大，很多人接受了民主的理念，不会轻易被别人控制其思想、被洗脑或灌输专制的意识形态。
激进与“港独”
对香港的反对派来说，公民觉醒是一种正面的东西，能够令更多人关注和参与政治，但在建制派的眼中，他们是“教坏下一代”。
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认为占领行动“伤害”最深的，是年轻人不再重视守法、转趋更激进、提倡“港独”，例如在2016年发生的“占旺暴力事件”。
“这些青年好像以为叫喊政治口号和理想，是没有人敢拘捕他们，”梁美芬说。
戴耀廷认为，纵观全世界的非暴力抗争，民主运动都会步入失落期，有一些人会用更激进的方法，但他相信，暴力本身的方式代价太高，经过旺角事件，也可以见到现在想走向勇武的人都重返非暴力抗争。
2016年农历新年发生的旺角骚乱，令一些表态支持“港独”的社运人士，包括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入狱。而提倡“港独”的香港民族党，近期被当局视为“非法社团”。
在建制派口中，“港独”是一条红线，香港任何人都不能够跨越。
戴耀廷今年3月3到台湾出席一个被指是“台独组织”的论坛，被香港政府、中联办、官媒等点名批评他“鼓吹港独”，引发起言论自由的风波。
在论坛上，戴耀廷表示，如果中国“反专制”成功，中国各族群可以考虑成为独立国家、或成为联邦。他之后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自己不支持“港独”、不推动“港独”。
即使成为建制口诛笔伐的对象，但戴耀廷并没有把自己噤声，继续发表讨论“港独”的文章。这些文章中，他思考中国大陆一旦陷入极大混乱，香港是否有走向独立的可行性，他说自己是以学者的身份，去思考“中国崩溃论”后香港可以走的方向。
“港独的问题是实在存在的议题，要深入了解，”他说。
戴耀廷说，目前一些要参与选举的人，不敢提及“港独”，“寒蝉效应”已经出现，所以他刻意不断“讨论港独”，就是为了测试香港言论自由。
但他忧虑，如果港府推动23条国家安全法，或许他便不能如此畅所欲言。
建制派议员梁美芬认为，支持“港独”的人，在香港是少数，但“港独”人士在国际间得到的关注，却令北京忧虑。
那么可否“讨论港独”呢？梁美芬说，“港独”违反《基本法》，讨论“港独”要有“正确的指引”，去交代《基本法》的说法和历史背景。
她举例，如果让学生会主席在大学开学礼谈及“港独”，或是外国记者会邀请民族党去演讲，就有问题，不应该让他们“倡议港独”。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曾经明言，“言论自由并非完全没有限制”，而这却正是很多人认为香港言论自由进一步收窄的原因——为甚么连讨论也不行。
社会撕裂
梁美芬认为，占领行动带来社会的撕裂。伞运后出现了“黄丝”与“蓝丝”的阵营，前者是伞运的一代，后者则是支持建制、支持警方做法的代表。
她说，这场运动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公民抗命”不一样，79日的占领行动得不到全民的认同，有很多人反对“违法行为”，占领行动也导致一些人无法做生意，生活上带来不便，结果，增加了社会之间的仇恨，而这种社会撕裂非政客、政党完全主导，而是来自于民间。
仇恨的出现是否真的来自占领运动，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反对派的角度，北京政府对香港的打压才是仇恨出现之处。
面对反对声音，黄之锋说，反感的人随着时间发展，慢慢理解他们所做的社会行动，思想亦会有所改变。
黄之锋说，以前没有诸如大律师公会前主席石永泰这类专业人士，会公开表示曾经投票给主张公民抗命的年轻人。但现在不同，这也是显示“伞运”把更多人拉近自己的光谱。
香港的未来
建制派梁美芬认为，香港目前的矛盾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要拆解便需要透过教育，令青年不再大搞“港独”，民主派要让自己的群众不要那么激进，否则中央只会愈加紧张，对香港愈不信任。
但这种不信任也可以是双向的，香港也发生过一些事件，令反对派不信任中央。例如近年发生了铜锣湾书店李波以及明天系集团富豪肖建华，怀疑在香港“被失踪”的事件，引起大陆执法人员跨境执法的疑虑。
被问到这些事情会否令香港人感恐慌时，梁美芬说这不是“典型的事情”。
“这不是中国法律制度容许的，如果案件超出制度，其实内地也应该要查，究竟为何不跟法律、不跟制度去查，他们的法律都说，不可以来香港（执法）的，”她说。
她说这些事情其他专制国家也会发生，不会因为发生一两事，就拒绝去那个地方，或了解整个地方。她说，中国已经改变，新一代应该到大陆看一下中国发展，不应该固步自封。
黄之锋被问到会否视自己为中国人时表示，作为一个去中国大陆肯定被扣留的人，他不会自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用华人比较好一点，”他说。
伞运后4年，黄之锋认为目前最重要是如何“传承”这份历史，孕育更多新一代年轻人去投入政治。这位21岁的青年冲入公民广场一刻还未成年，如今却在采访时，多度提及比他还要年轻的人。
“如果我们不去用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告诉千禧后的一代知道，以后他们对雨伞运动的历史理解，就会由当权者去诠释，”他说，不能够让当权者，把这场运动与“暴力”和“港独”连在一起，要去告诉他们“伞运虽然不能够撼动政权，但仍可以打动人心”。
有观察人士认为，“伞运”后的香港民主运动，走入一个低潮，黄之锋认为，政治运动有一个周期，对这种低潮不感到意外，但他承认，以前大家不觉得投入学生社会运动要付出很大代价，但现在大家知道包袱愈来愈大，所以要让新一代知道民主运动也有很多岗位，不一定要坐监的。
戴耀廷现在除了顾着案件外，他亦推动“风云”计划，希望在即将举行的区议会选举，能够在一些建制派议员垄断的地区，派出民主派人士参选，挑战建制派的地位。
成效如何仍然有待关注，戴耀庭说，这项计划本身不单止是要争取议席，而是希望透过过程，带动民主意识和觉醒，而且可以把愿意在区内服务的人，与地区居民建立关系，在地区层面增加民主原素。
他说，运动爆发后落入了一阵失落期，但事实上这是不需要的阶段，因为这个社会已经改变，目前的关键在于抗争者的心态，要继续“坚持”默默工作，大陆对香港的影响不会停止，在适当的时候，反对派的势力便会再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