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参加朋友的新书对谈会，主要关于“极权临近”的威胁及如何应对，大家谈到当前香港的困境，特别是北京当权者如何用尽各种手段不断收紧控制，从经济、产业到人心都严加操控，务求把香港人重新变成只讲搵食，不问公平正义与愿景的“单面人”；把香港社会变成只重经济发展忽视个人尊严与空间的“怪胎”，并尽力贬损、打压、禁制港人自发自救的努力与行动。要应对极权管治模式临近的威胁，强化民间团体、民间社会是会上很多人提到的出路。
的确，任何专权、威权社会最怕的是民众有政权以外的联系、倚靠及着力点，有权力以外自发坚持的信念。八十年代初波兰工人自发组织团结工会，努力摆脱波兰共党的控制，登时令波兰以至整个苏联东欧极权体制震动，苏联差一点就像1968年对付捷克那样直接出兵镇压团结工会，维持极权秩序。最终波兰军方自行出手镇压，取缔团结工会之余又实行军管，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平静”。
但尝到自主、自立滋味的波兰工人没有被压倒，在天主教会协助下继续地下工会的活动，维系核心成员，挑战政权的谎言，自主为民众发声，令波共以至苏联集团的管治权威像破了洞的水坝那样不断流失，不到十年就土崩瓦解。
中共忌惮民间团体力量
北京当权者过去二十年对任何自发民间团体、维权组织及律师、民间对外交流活动严格取缔打击，例如2015年的709大抓捕令大批维权律师人间蒸发，近年不断加强限制外国、香港民间组织与内地的合作空间。他们怕的就是内地出现独立于中共的民间团体，怕的就是出现中共控制不了的民众自发组织。
此外，中共又把魔爪伸入各个宗教团体组织，连家庭教会活动也不放过，连古剎少林寺也得升国旗以示当权者的力量高高在上。这些行动展现的同样是对民间力量的担忧。事实上北京当权者比谁都明白，专权体制必须不断加强控制，集中权力，否则很快就会出现各种缺口裂缝，左支右绌。
香港的民间力量、民间团体相对发达多元，既有可能成为内地民间力量的后援，也会妨碍北京当权者把极权管治模式移植到香港，他们肯定想尽办法打压、打击本地民间团体、独立组织、专业团体，收窄民间社会言论活动空间，并让政权力量深入市民生活各个方面。
建制修议规与市民为敌
梁振英之流死咬FCC不放，北京当权者与建制派以反港独为缺口大力收窄市民的结社、言论自由，针对的就是香港仍算强韧的自发自主民间力量，希望迫使越来越多人为免政治不正确而噤声，为免受到当权者冷待以至惩罚不愿、不敢与当权者的谎言对抗，从而逐步“阴乾”香港的民间团体。一旦香港的民间团体、自主自发组织失去活力与抗争勇气，北京当权者及建制派帮凶就会全面加强对市民生活的各方面管控，威权以至极权统治就会来临我城。
要顶住这股逆潮，要捍卫香港的多元生活方式及核心价值，保护民间社会的空间与活力，强化独立于政权以外的公民、专业团体实在至关重要。当然，捍卫民间社会以外，体制内的抗争同样不能忽视。香港政治体制虽然绝对算不上民主，又受亲中建制派主导，但市民透过部份普选议席总算还有着力点，还有资源可用，还可以作为民间社会的伙伴及支援。
各级议会内的普选议席固然要力争，民选议员的活动空间同样要捍卫，不然建制派及北京当权者便会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的收窄个人权利与自由，削弱民间社会的空间。最近建制派正式提出修改议事规则，要惩处所谓开会时行为不当的议员，包括长期禁止他们出席会议或罚款等，矛头直指泛民主派及非建制派议员，希望以此减弱他们为市民发声抗争的能量。像这样不合法不合理的建议不单公然与市民代表为敌，更是向民间社会宣战，我们得结合议会内外的力量反对有关建议，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