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第一次参加大队全体社员大会的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大队部的院子里搭起高高的会台，台下全体社员或坐或站，听革委会主任义正词严、声嘶力竭地在台上讲话。在会台的两侧，十多个黑五类分子在台上跪着，低头认罪。他们中间，可能有邻居家的大叔，有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的大爷，那样的熟悉，那样地亲切，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怎么突然之间，他们全变成了我们的敌人，牛鬼蛇神了。
一到逢年过节或有重大庆典活动，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们就被罚去扫大街，搞卫生，这叫劳动改造。记得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比我大不了三两岁的孩子，听说是替他年迈多病的爷爷来打扫的。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弯腰弓背扫大街的样子和那迷茫羞愧的神情。这种惩罚就像挂牌游街一样，对心灵和精神的伤害要远远超过体力付出的百倍。那种羞辱，那种对人格尊严的践踏，便是成年人也难以承受，更何况一个孩子！
这些黑五类分子所受到的歧视，今天的人们是很难想象的，几乎被剥夺了所有做人的尊严和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那个年代血统论盛行，这种歧视不仅针对本人，还针对其子孙后代。黑五类的子女也成了黑五类，成了大家鄙视的对象，就连上学都受到限制。小学初中还可以，到考高中的时候就麻烦了。我很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镜头：文革后期（或者是文革刚结束），正上小学的我，有一次到学校办公室去，正好老师们在看初中毕业生考高中的成绩。有位老师指着一个富农的儿子的名字说：“考得不错，咳，可惜了！”一声“可惜了”包含着多少不公和悲哀啊。
甚至他们的后代连婚姻权都被变相剥夺了——贫下中农、革命群众的女儿谁愿意嫁给一个地富狗崽子呀？我们邻居有位老太太，那时候人们都喊她地主婆，丈夫早就死了，她辛辛苦苦把两个儿子拉扯大。等到儿子成年了，却怎么也说不上媳妇，人家一打听他们家的出身就吹灯拜拜了。直到文革结束以后，一个儿子才找了个二婚的，另一个儿子现在都五十来岁了，还在打光棍。
父亲有位朋友，叫马家骥，是我们邻村的，出身地主家庭，其父是当地很有声望的老中医，他本人则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语文教师。虽然他一直为人谨慎低调，业务又好，但最终也难逃文革的厄运。文革结束后，一次他到我们家做客，跟父亲谈起往事，仍感到心有余悸。文革中他不仅被勒令停课靠边站，而且受尽侮辱欺凌。造反派命令他们这些反动分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自编自唱所谓“混蛋歌”：“我们都是大混蛋，妄图复辟来变天……”谁要是不唱或态度不好，红卫兵的铁拳甚至皮带就抡上去了。马老师文革后被平反解放，又恢复了教师的身份，而且成为一方名师，后来一直做到我们县级市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我们村还曾经有一个文革前的北大毕业生，名叫邵中。他本来不是我们本地人，满口普通话非常标准。上小学那会儿还记得他偶尔冒出两句英语，说得很流利，但村里人谁也听不懂，越发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其父母和兄弟姐妹或在美国，或在香港，或在台湾，海外关系复杂，文革中倒了大霉，被下放到我们那里。最后他在我们村找了一个姑娘结了婚，平反后被安排在我们县一中任教，后来做了那个学校的校长。
我上初中时的数学老师张泽民，河北赵县人，曾经是我爷爷的学生，又曾短期教过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和善而又才华横溢的教育精英。1957年因某些所谓反动言论被打成右派，后来又蹲过几年大狱，在建筑工地被强制劳动。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年时光就这样白白地荒废了，直到文革结束才又重操旧业。他是我从小学到大学最为敬重的老师之一。80年代初我上高中的时候，他调回了原籍，听说后来相继担任赵县的教育局局长和副县长。90年代初我在农大读研的时候我们邂逅过一次，后来就断了联系。
虽然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有人不断地播种仇恨的种子，而我们也曾跟着别人的调子高喊连自己都没弄明白的批判口号，但内心里对那些“反动派”却根本恨不起来，有时候反而心生一种同情和敬佩感。这些黑五类分子，特别是其中的右派，往往很有学问。除了刚才提到的两位老师外，还记得一位右派，在儒法斗争和批《水浒》的时候作为反面教员，被勒令向全体社员讲解其中一些故事。他讲得非常形象生动，对于我们这些整天高喊着革命口号，行走在文化沙漠上的革命小将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于是，上小学的我知道了曹操是如何杀孔融的，宋江是如何架空晁盖的，批判的事反而忘一边去了。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一期，2010-0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