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7日
聂荣臻、蔡畅、李富春、李立三、周恩来、邓颖超、傅钟、罗迈、徐特立、陈毅、王若飞、向警予和其他一些老资格的中共官员曾在法国留学（朱德和叶剑英是留德的）。经同法国一有关团体达成协议，他们的学费由一个资产阶级启蒙组织负担。这批即将成为巴黎大学和里昂大学学生的人，启程之前曾在北平经过专门学习。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欧洲的革命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各种思潮和派别的政党、团体、组织和小组，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因此，这批政治上不成熟的年轻人在法国受的教育，对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有消极作用。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同时，显然也接受了欧洲形形色色的左翼党的思想。他们中的许多人用革命的极端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否认共产国际的领导作用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们受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很深，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在西班牙内战中起的作用，令人十分遗憾。有工联主义倾向的党派，左翼恐怖主义的组织等等，那时日趋活跃起来。
李立三正是在欧洲接受了那种无政府盲动主义的哲学，强调暴动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方式”。共产国际经过全面分析，断然反对这种哲学。毛泽东却大量吸收了李立三的观点。
中国党的大部份现领导人，虽经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仍没有克服西欧小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影响。从整风来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学科等许多方面的学习都是敷衍了事的。现在，马克思主义被公开称为“教条主义”，称为“对中国共产党不适用的西方经典的革命哲学和革命实践”（毛泽东语）。
毛泽东与李立三的关系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毛泽东虽然愤怒谴责李立三的观点，但仍然同他保持颇为良好的关系。
罗迈（192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李立三的挚友。同周恩来等组织了中共巴黎支部。二十年代，罗迈（真名李维汉）曾在毛泽东家里住过一个时期。
李立三生于1896年。他和毛是同乡，一度关系很好。李立三在法国留学回来之后，积极从事中国的革命工作。在争夺党的领导权的富田事件之前，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直都很好。李立三因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共产国际免去领导职务。
中共中央主席只是在口头上谴责李立三。这是同“莫斯科反对派”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一种手段。既然李立三因犯左倾错误遭到共产国际的批判而名誉扫地，那么用他的名字来搞垮自己的政敌是很方便的！毛泽东这个湖南人并不是真的讨厌李立三。他公开谴责李，只是一种政治手腕。
威廉·伯金准将颁奖章给巴雷特上校。中共领导人为受奖者举行了露天宴会。会场上摆了个大桌子。美国人由巴雷特带领，依次走向桌子，崭新的勋章在他胸前闪闪发光。人们向他献花祝贺。在场的人把美国人团团围住。
毛泽东和朱德向巴雷特表示衷心的祝贺。然后毛泽东就走到美国人中间，摆好姿势显然很愿意让记者照相。
客人们被邀请入座。叶剑英为祝贺巴雷特，发表了讲话。
他说，巴雷特上校获得勋章，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嘉奖，中国共产党人同观察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马海德翻译了这个讲话。
我想，《纽约时报》的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会报导这个仪式的。他积极参加了这次庆祝活动。
1944年10月8日
罗斯福说，由于沿海的水路全部被日本人所控制，缅甸尚未收复，要援助中国很困难。
总统说，目前重庆每月能得到两万多吨货物，而一年半以前，每月只有三千吨左右。从“空中桥梁”不能运送更多的东西了，因为超重型飞机B29M耗油太多。
毛非常了解怎样运用激烈的革命词藻，所以党员都把他看作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他的判断和思维方法看起来好像是正确的，是遵循马列主义原则的。然而，他用表面上看来正确的逻辑推理，任意对马列主义作出解释，这些解释乍看起来也是不错的。
因此，有时在他的结论中能发现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中所用的论点。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秘密决议中，见得最多。它们夹杂在“文件说明部分”的一些词句中，夹杂在列举出来的正确结论和见解之中。可是，事后，人们才开始明白，之所以要通过一个文件，就是因为其中有这种混杂在一些词句中的不引人注意的论点。
把有关整风的论述，和不信任共产国际的话，以及打扮成反“教条主义”的反苏思想，塞在一堆堆中共文件里面，已成为毛泽东的文风。这也就是早在1942年毛第一次谈到的“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动摇不定，迫不得已而对苏联采取的亲切态度，这是毛活动中的危险的征候。政治形势要么把这些暴露出来，使它们更明显，要么把它们掩盖起来。毛对政治形势的变化，嗅觉很灵敏。他很会估计形势的发展，但由于不特别聪明，也常犯错误。他认为苏联会战败，但苏联没有。如果他预见到了这一点，在某些情况下他就不会那么鲁莽从事了。
革命斗争可能会使中共中央主席处于一种只得按马列主义精神行事的地位。就连最近发生的党员对审干委员会的活动进行批评和谴责等事，也在告诉毛，对此必须加以考虑，而党员那样做，倒能促使共产党走上为创建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的道理。这种前进的运动最终可能战胜某些领导人的机会主义。无论如何，对群众的革命情绪，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人心以及苏联的威望，毛泽东不得不经常加以考虑，并使自己去顺应这些情况。
最近我们谈话时，毛一再劝我不要对东方人的灵活性表示不满，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变得灵活点。
新四军正在作战，他们在江苏以及湖北的部份地区有自己的根据地。
中共中央主席对伯金将军的访问很生气。他愿期望美国人会提出很重要的建议，而且会与美国政界上层人士进行接触。可是，伯金将军却只是来庄严地授予巴雷特上校战斗勋章而已。
美国人为此组织了一次盛大酒会。我敢说，巴雷特也并不是无缘无故得到勋章的——他是美国在东方的出色的、最富有经验的情报官之一。这个四十五岁的，秃了头的人，长得很健壮，举止庄重，充满自信。他特别友好，常常带笑，显得随和、诚恳。毛尽一切努力想拉他。
不论是德帕斯，还是伯金，都没和中共领导人进行会谈，这使毛泽东坐立不安，因为他准备好了所需物资的清单和各种建议等。
我认为美国人决定要检查他们使团的实地调查，并讨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总之，中国同志大失所望。
谢伟思是美国人中最细致的，他告诉中共领导说，这些高级军官访问延安是故意做给重庆政府看的。不知这是他自己的意思还是奉命这样说的。总之，他把给毛服的苦药丸包了层糖衣。
日军的进攻继续得逞。10月1日，他们占领了湖南新宁，10月3日占领了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