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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47)

1944年8月21日

美国总统宣布,他即将派赫尔利和纳尔逊来华执行一项紧急的绝密使命。

唐纳德•马尔•纳尔逊实际上是华盛顿最重要的行政官员。纳尔逊负责执行整个美国国防生产计划,换句话说,负责美国的军火工业。实际上他掌握着管理美国全部经济的关键职位。

这样一个人物到重庆来,事情本身就证明,白宫把中国问题置于极端重要的地位。对美国政策的发展来说,这次访问无疑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最为重要的访问。

衡阳地区又在进行激战,史迪威和蒋介石为打退日本人的进攻,正在作殊死的斗争。

国民党部队正努力突围到宜城去。

1944年,日本人有希望打胜仗,当然只是在中国打胜仗。在太平洋地区,日本人把一个个阵地丢给了盟国。美国人完全控制了海域和天空。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确实在进行拼死抵抗。他们在塞班岛和提尼安岛的战斗中,大约丧失了45,000名士兵,其中当俘虏的只有100人。

我和科利亚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但很少见面。有时好几天我们只交谈几句话。我从早到晚在延安到处转,然后急急忙忙写成通讯报道。我睡觉时,科利亚把报导拍发出去。

1944年8月24日

今天,美国人参观了王震的359旅。主要专家中有戴维•巴雷特,雷吉纳尔德•福斯和布龙克•多兰。雷蒙德•庐登也积极参加了。

汽车把美国人和记者送到359旅的驻地南泥湾。

我也不让自己错过这次参观的机会。

美国人被介绍给359旅的各指挥官,这个旅让美国人看了它的武器,介绍了它的军功,一切似乎都经过了预演,以便给来宾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朱德带领下,后排一些战士高呼“打倒国民党!”这再次表现了军民自发的感情。

巴雷特上校给战士们讲了话。

美国人显然渴望找到一条经过特区通往东京的捷径。

1944年8月26日

我不确切了解同美国人谈判的情况。谈判正在积极进行中。

许多外国记者来特区采访过了,而现在记者还不时地到来。人人都渴望了解会谈的结果。

重庆的记者,普罗先科几乎个个都认识,他告诉我很多有关中国陪都的具体情况。

事情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发展。现在,中共中央主席想把整风发生“偏差”的过错全都推到康生头上,自己落个一身清白。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中共中央主席把情报局头子写的所有文章都交给博古(!)修改。博古是康生的死对头,他始络没有跟康生讲和,而且总叫康感觉到,自己是个不足取的人。

对毛泽东摆出的这种姿态,毋需加以评论。他指出一个应对整风的整人做法真正负责的人,看来是为自己开脱罪责。这是对康生的狠狠一击。

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将有一些领导人作报告,毛在分配任务时,竟把情报局头子给“忘了”,不让康生作任何报告。又是致命的一击!

毛泽东埋怨整风出现偏差,宣称,本来一切都计划得好好的。但是,应当承认,清洗党的干部运动的方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专横的。又是一击!

康生不知所措了。他没有料到他所崇拜的恩主会来这一手。

毛泽东对我也说了这些事情。他说:康滥用职权,搞乱了很重要的工作,“严重破坏了”干部政策。

我很想知道康会落个什么下场。会不会对他公开进行批判和审查?党员们都认为应这样做。

1944年8月29日

中共中央主席在必须同以王明为首的“莫斯科派”作斗争这个主要问题上毫不让步,他指示写一个谴责王明的剧本。但是,这倒不像用水银剂毒害他,或者把他禁闭在窑洞里不给适当的医治那样。在新条件下,这种谴责“莫斯科派”的做法很容易被人接受。这不仅是谴责,而且也是继续斗争。毛泽东真不愧为毛泽东。他对“莫斯科派”的仇恨,已经换了一种适应时代精神的、从表面看来完全无害的新形式。

剧本已经编好,剧名为《同志,你走错了路》。剧中谴责了那些促成同国民党和蒋介石合作的共产党员。

要康和那些受过他“鞭打”(不论就事实说,还是比喻来说)的人和解,是不可能的。他们恨康,而且现在正在发泄他们心头之恨。

彭真和下级工作人员公开抛弃他们的上司。他们害怕被谴责和孤立,尽量与被他们“鞭挞”过的人、特别是与中共中央主席的新同事们建立关系。这些人青云直上,权力和影响不断增大。

毛泽东越来越有权威了(这种权威在中共党内事实上是有争议的)。他把犯了罪说成是立了功!事实也正是这样。现在,他享有“先知”和“青天”的名声。人们感激他,让他们重新工作,感激他尊重他们,以及公正地对待他们。

1944年8月30日

军事形势的好转(只对特区而言),外国记者的访问和军事观察组的驻留,迫使毛泽东缩短了整风。至少整风的表面现象一点都没有了。

1944年9月1日

在党员中,对前几年的“洗脑筋”和镇压存在着一股不满的暗流。世界和中国本身的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毛泽东发表了措词激烈的意见,反对康生的“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过去的所作所为,反对康生本人煽起的整人行为和各种政治运动(“整顿作风”,“抓特务”“坦白交待”等)。

毛泽东并不反对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进行整风和清党。他只是勉强地反反复复地说,康生走得太远了点,出了点“偏差”。

驻特区的美国使团由驻重庆的助理武官巴雷特上校率领。美国代表团团员中最积极的是谢伟思和庐登。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和雷蒙德•路登,是史迪威司令部的政治顾问。

巴雷特通知中共领导人,说他乐意充当延安和美国当局之间的联络员。

周恩来表现得像是美国人的老朋友。

1944年9月3日

唐纳德•纳尔逊和赫尔利少将已经离开莫斯科飞往中国。

中共领导内部政治上的均势已大为改观,对情报局头子很不利,这是越来越清楚了。随着亲中共中央主席的新实力派的兴起,康生越来越孤立了,这样说开不错。

康生的集团在土崩瓦解。甚至那些最近还支持他,拍他马屁和奉承他的人,都在抛弃他。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就是其中之一。陈毅直到昨天还是康生的忠实支持者,现在不仅不承认自己与康有任何私交,而且私下谈话中还说了些批评康和对康很不尊重的话。

事情反过来了。所有那些由于自己在整风运动中的表现而坏了名声的人,都设法把罪责推到康生头上,以此保全自己。这一切还没有达到公开指责康及其亲信的程度。他们的批评仍然停留在私下议论、暗示和故意表现不与康来往的阶段。例如,陈毅就只是同朱德和叶剑英讲讲情报局头子的坏话。他不敢多说。……甚至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陈毅也忍不住和我说了一些挖苦康的话。

康从未料到情况会发生这样的逆转。

陈毅1901年出生于四川一个官僚家庭里。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学和北京大学,主修法律和商业。1919年去法国。1923年入党,红军建军伊始,他就加入了红军,以后一直在军队里。

1941年前,他担任过军队和党的许多职务。第四军被国民党击溃、军长叶挺被俘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他为新四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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