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3日
博古证实了我的猜测：莫斯科来了电报。
季米特洛夫在电报中，表示关心中共同国民党的关系和中共领导对“莫斯科派”的政策，并且对康生在延安事务中所扮演的极其凶恶的角色，作出了评价。
谈到特区的整风问题，博古苦笑着说：“谁在这儿待过，他就知道滋味。谁要来这儿，他也就会尝到滋味。”
1944年1月4日
我出乎意料地接到毛泽东的邀请，让我晚上跟他一起看平剧。
我提早去了，因为我们还得到杨家岭去。毛和江青已经在等我了。我们相互问了好，就往杨家岭出发。
毛表现随和，他懂得在必要时怎么表现得随和，使人对他不加防范。他懂得怎么装得和蔼可亲。
他没有说什么客套话，立即就开始讲他尊敬苏联，尊敬苏联共产党，尊敬约·维·斯大林。江青默默地在一边走着。
毛说，他由衷地尊重在苏联学习过或者工作过的中国同志。
这就是我们的主要话题。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人的独白，只有毛一个人讲话。他谈到了苏联对特区生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以及前共产国际对中共所起的政治作用。
他的上衣袖子长了点，他就把袖子当作手套筒暖手。他的长头发在八角帽下露了出来。他心不在焉地把头发撩回去，可是头发又露出来了。
周围没有人，只有几个警卫员在不远处走动着。
在演出过程中，毛表现出心烦意乱，但还是有礼貌地在看戏。只字不提他的心事。
江青跟我唠叨着戏和演员的情况。毛眯着眼睛向周围看着。他有个习惯爱眯眼睛，但我感到他焦急不安，他需要我。
散戏后，毛对我说，他要跟我详细谈谈。
我说行。
周围无人的时候，毛说，他收到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共产国际政策的电报。他仔细考虑了这份使他激动的电报，他对其中表示的担心和关注铭记在心。他理解季米特洛夫同志帮助中共领导的深切而又真诚的愿望，感谢他那种一向考虑得很周到的援助。
分手时，毛泽东说他一定要找我谈谈电报中所提出的问题。
一月份注定是个意外之事层出不穷的月份。安德烈·耶科夫列维奇、科利亚和我自己都出乎意外地接到了请柬，请我们同中共中央主席一道吃饭。出席宴会的都是中共领导人。什么都客客气气，友好……，一味奉承。
这次宴请的目的十分清楚要使我们相信整风跟反对“教条主义”和“莫斯科反对派”的斗争无关；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反共产国际的宣传是不存在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抓特务，抓的只是特务而已。
我们应该使莫斯科相信，延安一切正常——这就是毛的目的所在。
刘少奇、周恩来（他迎合毛，转变得很快，现在他是毛泽东的最热忱的支持者之一）和康生的行动，证实了我的推测。他们个个变得判若两人了。他们除了吹捧我之外，还出乎意料地讨好他们只略为认识的科利亚。这场戏是毛泽东导演的。
中共中央主席一接到共产国际前领导人的电报，就急忙分配角色，指出谁应该说些什么话，应该怎么对待我们，以及要通过我们达到什么目的。
毛再次表现出他深知待人接物之道。他知道怎么对待人，怎么争取人，怎么随随便便地和人交谈最无实际意义的事情。周和刘都显得不自在了，而毛则仍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兴致勃勃，妙趣横生。显然，他是在演戏。演这场戏为的是要赢得我们的信任。
我们看到毛丰满的唇边挂着微笑，看到他眯着的眼睛中露出一位好客的主人的亲切神情。他只比往常抽烟抽得多了一点。
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我。刘和周积极地在安德烈·耶科夫列维奇身上“下功夫”。康则对我们三个都献殷勤。
周的外表和其他人都不同。他干干净净，穿的衣服合身。
1944年1月8日
昨天上午九点钟，毛泽东突然来访，他没有带警卫，我们谈话时通常都在场的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也没有跟来。
中共中央主席的来访，是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事，这不只是因为他从不这样随随便便地到我们这里来，而且也因为通常这个时候他还在梦乡。
我把他引到会客室。科利亚急急忙忙地沏茶，斟酒，上点心。但是毛泽东挥挥手，叫把叫的放到一边，开门见山就谈公事。他开始起劲地解释中共领导在党内问题和对外政策问题上所实行的路线的实质。
我知道科利亚在场使他为难，就让报务员回避一下。毛很高兴。
中共中央主席说，他把抗日统一战线看成是能够抵挡日本侵略的一支巨大力量，他是真诚支持全国各种力量的团结的，他竭尽全力来加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但是，他感到有必要坚决制止国民党的挑衅。这样做才能遏制特区的敌人。
中共中央主席几乎在每句话的结尾，都要重复一下，他对斯大林同志、季米特洛夫同志的丰富经验是极为尊重的。
突然，中共中央主席谈起王明来了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几乎是友好的语调！开头我真不知道他是在谈王明。
这次谈话时间很长。毛抽完了一包烟，又开始抽第二包。看起来他心里很烦，眼睛都熬红了。他不时缓慢地站起身来，踏着一双毡鞋，在房间里轻轻地踱来踱去。他的长头发掉下来遮住了眼睛，他往往把它往后一甩，然后心不在焉地环顾四周。
这次会见结束得颇为出乎意外。中共中央主席要了几张纸。他在桌旁坐下，写了一份给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稿，要我立即发往莫斯科。毛看起来心烦意乱，他的动作暴露了他的紧张和不安。
告别时，中共中央主席说，他和其他的中国工作人员对我们帮助不够。他答应对此要加以弥补。
他看起来极其疲倦，似乎是彻夜未眠。
我把他送走了。
在给共产国际前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毛泽东请他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党内政策。他请季米特洛夫同志不要担心，要冷静下来，因为他了解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心情，并深为感动。他和季米特洛夫所关心的，其实都是一样，因为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
毛泽东写道，除了1月2日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之外，他愿意再一次指出中共领导人为之奋斗的那些基本原则问题。
1月2日的电报已经阐明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但是有必要再次明确说清这些任务和政策的实质。毛泽东感谢共产国际前领导人的帮助，感谢他的提醒，告诉我们在目前的形势下，不应分裂抗日统一战线和推行反对国民党的政策。毛泽东向共产国际的前领导人表示了真挚的敬意。
他写道，从1943年7月至今，他一直都在采取有力措施来加强党的团结。结果，党内形势大为改善。这一党内政策的实质是统一和团结。至于对王明，也完全是按党内统一和团结政策这个主要原则来对待的。
对国民党的政策一直没有变。必须要有抗日统一战线，这是这一政策的出发点。中共领导始终严格遵循这一政策。同国民党进行合作，有必要进行这种合作，这是这一政策的实质。今年，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可望有所改进。毛泽东强调他指望能实现这一点。
很好，他给了我思考的材料。毛显然摸到了我对特区政局的态度，他来访的目的不只是要使莫斯科相信中共领导的友谊，而且还指点我应该如何理解他毛泽东的政策。他这是想，即使不能把我引入歧途，也要让我的看法产生动摇。这意味着毛不会改弦易辙，意味着他企图事先为他自己获得行动自由，获得实质上是反苏的行动自由。
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人们不可能把来电的事告诉他。情况变化了，毛泽东正力图对王明施加压力，以便不仅彻底搞臭他的政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没有事实根据。
王明屈服了，说他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使王明继续处于隔离状态，而且开始施展阴谋，根据答覆季米特洛夫电报的需要向王明索取坦白材料。的确，假如连王明本人都认为他的政策错了，那么对中共领导的行动的正确性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1月6日，毛泽东同王明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从毛泽东自己所说的话来判断，在那次谈话中，他的态度相当温和，跟他以前那种绝不妥协的态度迥然不同。……而且，毛还明白表示，如果王明有进步，认了错，和解是可能的，将来共事也是可能的。
这种做法奏效了。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来了电报，把中共中央主席态度的改变，当作是要结束冲突的愿望。随着这种看法坚定起来，他就开始放弃自己的立场。王明把毛的翻云覆雨当作真心诚意，把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按表面现象接受下来。毛迅速地朝自己的目标前进。
从毛这方面来说，通过我们的电台发这份电报，这是聪明的一着。不说别的，这起码表明中共中央主席和苏联小组“和睦相处”，表现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攻击过苏联，没有攻击过在苏学习过的“教条主义者”以及其他同情我国的人。
中共中央主席的电报还另有目的，那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把康生保留在中共领导集团之内，康生已经彻底暴露了自己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敌人。毛泽东决定采取两面派手法：把康生留在中共领导层内，这可以说是为了他自己的需要；同时对王明听之任之，这可证明他是忠于苏联和联共（布）的。中共中央主席想迅速利用王明，来掩盖他的活动，他没想到他的这些活动早已风闻于特区和中国之外。
毛干得并不巧妙，他不过是铁了心，厚颜无耻罢了。
毫无疑问，毛已经猜到了莫斯科是如何理解整风和对王明的斗争的，也猜到了我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