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刘伯承、叶剑英、朱德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会议上
1943年10月3日
任何权力斗争都反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毛泽东和他的亲密同僚抓权，这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小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份子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因特殊的历史条件不同而有不同的思想表现。但是，小生产者所有制哲学的支持者，拿这种哲学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往往不自觉地暴露出这种哲学的反动本质。
我感到满意。有我们在这儿，就能使中共国际主义派的领袖王明，免遭谋害。
显然，我们对延安事务的了解，也防止了其他中国同志被害，并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恐怖措施。
我相信，在揭露国民党和日本“特务”的运动之后，接着就要把所有“教条主义者”，特别是所谓莫斯科派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有人在夜里把我们电台的天线破坏了。里马尔去修理的时候，多尔马托夫不得不使用备用电台。
1943年10月7日
杨松临死之前讲到康生对他的仇恨。
10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关于国民党在重庆的动向一文。
中共中央主席断言说，除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之外，谁都不打日本，还说，特区的领导是帮助重庆抗战，而不是破坏重庆抗战。
毛泽东援引了蒋介石最近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的声明：
“……应宣明中央对于共产党并无其他任何要求，只望其放弃武装割据……之行为，……”
毛泽东带着几分挑拨的口气写道：
“……本来，国民党人的主意是叫苏联独立去拼希特勒，并挑起日寇去攻苏联，把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拼死或拼垮，……”
真是天晓得！这不就是毛泽东这些年来的对苏政策吗？蒋介石和毛泽东不都是希望苏日开战吗？
1943年10月10日
枣园是毛泽东居住的地方。在延安，谁也不知道那儿是什么样的。中共中央主席的住处是在山坡上，离果园只有几步路。这是一个可靠的防空洞，有许多秘密地道通向附近一些荒凉的山沟。
离小小的延河不远，在土墙后面桃林的绿荫深处，在持枪卫兵的保卫下，毛主席消度着他的悠闲时光。
即使是他的最亲密的同僚要去枣园，也不能想去就去。人们只是应召而去。未经毛主席许可，谁都不得去打扰他。
刘少奇执行着毛泽东的命令，还加上他自己的干劲，在杨家岭称王称霸。他现在不再是新四军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政委了，而是党内掌握大权的第二号人物了！
莫斯科几乎天天礼炮隆隆！红军正在解放一座又一座的城市。
虽然关东军还部署在我国边境附近，但是苏联在远东所受的战争威胁消失了。
可是，日本摆开的这种阵势，牵制了苏联多少个师的兵力啊！这种阵势为德国人达到他们的军事目的帮了多大的忙啊！好几十个满员的苏联正规师不能开赴前线，为此又付出了多少生命的代价啊！
1943年10月19日
有一种思想，可能是离经叛道的思想，缠住了我。我看不出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与国民党领导人有多少差别。
我从日本电台听到下列有关蒋介石的话：“……他固执，无情，野心勃勃，结了四次婚……”这不也就是毛泽东的特点吗？！甚至在私生活方面都巧合。
两个民族主义者，虽然从不同立场出发行事，但都为权欲迷住了心窍。
可是，如果说，一个是在重庆公开这样干，但至少他还在抗拒外国侵略，而另一个却忘记了自己国家的荣誉和苦难，欺骗了党，毁了受到爱戴的党的领导人。
看着同志们整装待发，我心里很难过。我想家，想俄国，对延安的残酷现实厌倦透了。
虽然没有人把“百团大战”的失败归咎于彭德怀，但确有这类风言风语。这就使毛泽东有了根据，认为军事领导人，包括朱德在内，都是无能的。他也就能坚决收缩八路军的作战活动了。他是这里至高无上的军事权威。在中共军队历次主要战役的指挥中，毛泽东也是参与其事的，但是没人敢说。“百团大战”的失败，使指挥官甚至更加听命于毛了。
1943年10月24日
一架TB3飞机，一溜烟似的在空中消失了。现在只剩下我、奥尔洛夫和里马尔三个人了。
明天，我要搬到枣园附近的房子里去，跟窑洞生活告别了。
我最担心的是，我的身体不知能坚持多久。我得对这里的许多事情寻根究底，因为一些十分重大的事件正在这小小的延安发生。尽管有种种困难，我不停地给自己打气：“要坚持，坚持，再坚持！”
我读了一批信。玛丽亚和孩子们都很好。
在库尔斯克附近的战斗中，德米特利【玛丽亚·丹尼洛夫娜·弗拉基米洛娃的兄弟】牺牲了，二十岁的护士娜佳【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侄女】，在一辆救护车里和伤员一起被德国飞机扫射死了。
玛丽亚的三个兄弟，已经牺牲了两个。
延安的形势令人沮丧。最近的事态发展，使人们不敢与朋友往来，避免在公事以外进行接触，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人们露出紧张和恐惧的神情。
人们都无意维护真理和保护被诬陷的同志，也无意听取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解释。人人为保命而斗争。不用说，好多坏蛋倒玩弄“忠于毛”的一套而爬上去了。作这类事情，专业知识、贡献和经验都不必有重要的是表明自己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对此大肆叫嚷，同时诽谤自己的同志。
党的原则为个人钻营、毫不掩饰的献媚和自我贬损所取代。自我贬损正在成为延安一般生活的特点。人们似乎发了疯，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争取生存，保住职业，尽可能向上爬。什么荣誉、尊严和同志友爱，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人们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引用毛主席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发出反苏、不信任我们党和不信任苏联政府政策的气息。
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不可能指望得到谅解，甚至不可能指望按照公认的党的准则对他进行客观的批评。他处境非常困难。疾病和卑鄙的影射攻击。把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搞垮了。
王明被指控为犯有十恶不赦的罪行。据说，他跟人民的敌人、汉奸以及蒋介石有来往。他妄图把投降主义路线强加给党（就是坚持共产国际的路线），从而“暴露”了自己的面目。他“迷恋机会主义”（也是由于他支持共产国际路线和主张同联共（布）友好）。
康生干得最起劲。所有的会议、集会和其他事情，可以说都是由他的人来组织的。使国际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丢脸的恶言秽语，都是从他的办公室放出来的。他使整风高速进行。刘少奇是整风的理论家，康生是整风的实际组织者，而中共中央主席则是整个运动的教父。
康生对王明特别冷酷无情。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他个人对王明抱有强烈的恶感。他死抓住他的政敌不放（过去在莫斯科，康对王明在若干问题上对他态度不诚恳，怀恨在心）。我跟他谈话时提到王明，刑官的脸色就变了，显露出敌意来。不断激怒康生的，是他不能干脆杀掉王明，是他对王明的政治斗争进行得不顺当，因为王明在党内有身居高位的支持者，而且直到最近他还代表了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路线。康生以公开蔑视的态度来谈王明。
反对共产国际的运动是以开除王明出党为前提的。听康生的口气，我感到王明有被开除的危险，而且实际上这是毛的一伙人策划的。
王明处于绝境。他难以相信，由于他忠于共产国际及其所制定的政策，由于同这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杰出的工作人员接触，政治生命就要被毁掉。他确信共产国际的政治方针是十分正确的。他认为，抗日统一战线是打垮军国主义的日本、解放祖国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捷径。不能见到王明了，刑官采取一切警戒措施把他隔离起来。我设法得到毛泽东的准许，让奥尔洛夫去探望王明。对康生派去的医生的工作情况加以监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康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奥尔洛夫去的时候，王明跟他的妻子在一起。他一看到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不禁潸然泪下。
王明的体重大大减轻了；他很衰弱，还不能走动。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给他查病时，王明要求他发一份电报给季米特洛夫同志。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说，他把满足这个要求看成是他的义务。王明口述了电稿。奥尔洛夫答应立即通过我们的电台把电报发出。王明叫他不要把发电报的事告诉任何人，因为他这样做是不会受到宽恕的。
王明看来精神沮丧，疲惫不堪。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问题不在于他有病，而在于他处境特别困难。王明的朋友抛弃了他，谁也不去看他。总之，他是完全孤立了。更有甚者，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的妻子不敢告诉他反共产国际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反王明运动）的真正规模。他不知道他即将被开除出党，不知道党的工作人员都厌恶他，不知道其他许多事情。过去跟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一些确信共产国际的政治指导正确的人，都声明与他脱离关系。他不知道他的追随者中，绝大部份人抛弃了他，甚至站出来反对他，给他加上一些新的罪名（为了讨得中共中央主席的欢心），在党的面前贬损他。
康生越干越起劲。眼下他在组织人折磨王明的妻子。
康生的打算，简单说就是，如果不能毒死王明，也要把他迫害致死。王明没有一天不受到“关注”。
我立刻把王明的电报发出。王明要求前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告诉中共领导，说他是遵循共产国际的路线的，是遵照其决议去做的，这是他的任务和职责。他坚持认为，毛的新路线违背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利益，因而实质上是一条分裂的路线。
1937年12月会议的决议和六中全会的部份决议，已被看成是机会主义的了。这对中共的国际主义派又是一个打击。
有迹象表明，曾经趁彭德怀和周恩来不在延安的时候，对舆论施加过压力，……他们两人是参加了那次全会的。既然全会的思想被歪曲了，那么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来诋毁他们的名誉，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中共的全部历史，甚至是最近的历史，正在仓促地加以修订。
八路军的参谋长叶剑英和朱德一样，由于是王明集团的成员，实质上被免职了。目前，他的工作是处理有关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情报。他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他们经常派他同国民党的代表会谈。他是朱德的密友，痛恨康生。
叶剑英和朱德都住在王家坪。
刘伯承是129步兵师师长，高个子，大脑袋，体格壮实。他对部下不摆架子。多次受过重伤，精通军事科学。他一直在敌后活动，是同彭德怀一起来到延安的。他和叶剑英因属于王明集团，而在等着受处份。
晋察冀武装部队司令员聂荣臻，从战地司令部来到了这里。他被指控为王明的支持者，犯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
红军队取得的胜利越大，中共领导人就越是热情地表现得对苏联友好。我每天都受到人们的祝贺，而这些人昨天对我们的不幸还在冷嘲热讽。连康生也不叫人监视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