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21日
在许多机构中，揭出来的日蒋“特务”达干部总数的百分之百，在其余的机构中，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反正康生说了就算。
党的优秀干部中，百分之九十是“特务”，这是多么尖锐的讽刺呀！
刘少奇是使中共中央主席意旨付诸实施的直接指挥者；任弼时是做具体工作的；而康生则是搞报复的人。
延安形势不佳。物价在上涨。莫斯科发给我们的月薪中，相当一部份作为我们个人对中国人民斗争的捐献，成了中共的资金。
1943年8月26日
苏联飞机到达延安，打乱了延安的正常生活。放走有病的王明，似乎势在必行，但毛泽东是不会冒险从事的。医生们一次一次地被叫到行政领导机关去，要他们说王明病得很厉害，王稼祥身体也不好，他们都受不了飞行的劳累，不应该打扰他们等等。
毛没有表示出忧虑，虽然看得出他很担心。康生倒十分活跃，无疑他是决不会让王明走的。王明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
康生的活动就是收集反对王明离开的种种论据。实际上他是从所有同王明保持某些联系的人身上去逼出这些论据来。
1943年8月28日
博古说，中共中央给莫斯科发去大量电报，掩盖特区和中共党内的真相，歪曲整风的实质，对重庆的策略，以及与王明分歧的性质。
中共中央主席要不是希望将来能得到莫斯科的帮助，要不是害怕国民党的话，那他早就同前共产国际领导人闹翻了。毛泽东希望同国民党发生冲突，把苏联卷进来，从而解决中国的政权问题。
现阶段中国革命的目标，首先就是打倒国外的敌人和奴役者，即日本帝国主义。但这对毛来说，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他善于在一些听起来无害的口号的掩饰下，把各种政治阴谋和政治活动作为运动来搞。“整顿三风”的运动无非是缠住“教条主义份子”和“莫斯科派”不放。“揭露”特务的运动则是在肉体上进行迫害的藉口。
国民党军队进犯特区的威胁过去了，中共中央主席已完全从它所引起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并且忘记了他向莫斯科和重庆发出的请求。他也不再谈起“解放战争”或“对盟国的义务”了。
延安在发怒。它诅咒“教条主义份子”、“特务”和国民党，人们的脸上都显示出强烈的憎恨，……还有疲劳。
1943年8月30日
王明留在延安了。我们的机务人员尽可能的一直推迟行期。可是，中共中央主席终于如愿以偿。
康生现在可松一口气了。王明处于他的监视之下，可以说已成瓮中之鳖。
康生在延安的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党的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他的报告谈到特区反对蒋特和日特的斗争，这次运动的成果和新的任务。“揭露” “特务”运动和整风之间的明显联系，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揭示出来了。
康生报告的绝大部份是用来批评（要是只是批评就好了）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派。对他来说，国际主义者就是投降派，是陈独秀和陈立三的追随者，是最恶劣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份子。
而且一般说来，党的一切灾难都源于国际主义者。这些“中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国际的空想家，在共产党员的头脑里灌输幻想，说什么有可能同蒋介石合作。国际主义份子早在武汉时期（1938年）就已开始了这种两面派的活动。他们对共产党造成很大破坏。这些‘投降份子’和‘妥协份子’的活动所造成的损失，确实无法估量”。
因而，这个报告具有特别明显的反对国民党的性质。同时，康生强烈谴责“莫斯科派”成员和党的其他“教条主义份子”的“可耻幻想、冒险主义和目光短浅”。
情报局局长故意不点名，但他指的是谁，大家都是清楚的。后来，往往是只要一谈话，就点周恩来、博古、王明和洛甫的名字。上述集团中在党内负次要职务的所有其他成员，也遭到责难非议。
情报局局长故意转弯抹角，（无疑，他是按毛的指示行事的，因为他的人谈起话来都是这个样子。）举例说，他对抗日统一战线本身并不置一词，可他又叫每个人都明白，要不是由于上面提到的那种“幻想”，党和特区都不会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不会听任蒋介石的和其他的特务得安安逸逸，从事破坏共产党的团结、瓦解根据地经济和削弱武装力量的活动而逍遥法外。
康生挑动党的积极份子反对“教条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者”。他说恐怖是革命的需要，说惩办是应当的，并赞扬整风的成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杀气腾腾的讲话提到，各党组织行将召开会议，来详细讨论投降份子、机会主义份子和一般的“教条主义份子”所犯的错误。情报局局长列举了主要“罪状”，包括使国民党和日本特务充斥于各根据地，以及使新四军陷于溃败的投降活动。
《解放日报》公布了关于中央政府的军队和中共的军队投入抗日战争兵力的材料。发表这种对比数字还是第一次，这样做有其特定目的。就我所知，中共中央主席正想方设法要与美国挂鈎。这些数字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提供的。
根据这些数字，八路军和新四军牵制了全部在华日军的58%，以及匪伪军的90%。这个数字是夸大了，至少可以这样说。
1943年8月31日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康生原定要对“教条主义份子”和“莫斯科反对派”（“左倾机会主义份子”、“妥协份子”、“投降份子”）的活动进行讨论，现在延期了。我问康生，计划何时进行这一运动。他说，根据中共中央主席的指示，运动已不定期地推迟了。
毛泽东善于利用当前形势来进行投机。国共之间存在着敌对状态他对这一点不是早就敲过警钟了吗？那几乎成了中共悲剧的事件，不就充份证明了他以前的所有讲话是正确的吗？
正在向全体党员大力灌输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毛泽东俨然以先知的角色出现。没有他，共产党就必然会垮台。可是，只字不提苏联的调停，其实，正是这种调停才挽救了特区。
毛泽东的影响在扩大。他已成为一个英明的领袖，对他的英明是不容怀疑的。
周恩来在他的讲话中，尽管很胆怯，提出了最好与重庆和平解决问题的想法。周不敢公开说出来，但他的言外之意是：有必要寻求和平解决危机的机会；不应进一步恶化与国民党的关系。可是，在其他一切事情上，周是毫不踌躇地、坚定地听从毛泽东的。他不加掩饰地承认，他在武汉时期的政策是错误的，并把他的错误说成是“投降和右倾机会主义”。他打算讲一讲这些问题。而且直到现在，他也从不放过一个机会，一再地说他有错误。
最近我没有机会见到博古，不了解他目前的立场。
很可能他也会改变立场，人们的处境很难，要坚持是有困难的。毛的政治欺骗是靠特区的党政机构来实现的。毛的反对派没有机会诉诸党员。所有的渠道都被堵死了。只能通过一个途径传出消息就是毛的支持者在无耻地对党政积极份子进行思想灌输。这样，王明派和国际主义份子在党的面前，一般都被描绘成革命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新四军溃败的“罪魁祸首”。把所有的一切战友的牺牲、饥荒、灾害和时疫都归罪于他们。并非人人都能经得住像党这样一个集体的谴责，而这恰恰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1943年9月3日
今年，尤拉上一年级，波利亚要上三年级了。我不在家的这些日子里，恐怕孩子们都长大了。1938、1939、1940和1941年，我大部份时间都离家在外。再加上现在这次远行，谁知道这次又要多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