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本来没受社会关注的外国记者协会午餐会，在北京政府、建制与特区政府的高度关注下，已经逐步发酵成社会层面的事情，这种对不同意见的打压，在回归以来已变成老生常谈的事。吊诡的是，这种打压往往一开始本来就未有进入市民的眼帘底下，转变在于北京政府、建制与特区政府的大力鞭策，才能整个社会恍然大悟，群起对抗。那么到底是北京政府、建制与特区政府的打压不够精明，还是香港人骨子里人心未归？
自回归以来，北京以天朝主义的路线，加上建制与特区政府的配合，订下越来越多的规范及所谓的“红线”，目的自然是进一步将“一国两制”下香港的高度自治回收到北京政府手中，关系到“中港权力关系”这个核心的问题。
“中港权力关系”的重要，在于香港人可以有多大程度，不受宗主国控制，自行决定香港内部事务，背后所保障的正是香港现时所信奉的核心价值，心水清的读者亦会明白，“中港权力关系”简单一点其实映照出香港的“一国两制”到底还剩余多少。
不仅是今次外国记者协会邀请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午餐会演讲，还是数月前戴耀廷被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批评搞分裂和颠覆国家主权的活动，可以看到北京刻划的“红线”越来越多，藉词将言论自由的范围越收越窄，言论自由承受极大威胁，目标就是蚕食“一国两制”下的言论自由，将其扭捏成北京政府心目中的“言论自由”范式。
正因“中港权力关系”下，北京强硬对待香港的路线，不断以国家安全之名打压，蚕食“一国两制”下保障的核心价值，若北京不改天朝主义路线，香港的“一国两制”也是名存实亡。有人会说，北京的强硬态度，源于邀请陈浩天演讲有关港独议题，但读者须明白香港现存的言论自由没有禁止“讲独”，北京今日可定一个不能“讲独”的标准，明天就可以定一个不能“讲民主”的标准。因为在“中港权力关系”下，弱势的香港要抵抗北京藉词订下越来越的“红线”绝非易事。
因此，整个事件的重点是能否“讲独”而非港独——牵涉到香港言论自由被收窄的问题，笔者相信即使外国记者协会再举办午餐会，让反港独人士陈述对港独的意见及祸害，他们亦不会出席，因为反港独人士要求的不是一个平等机会，不是一个在“一国两制”保障下言论自由互相讨论的机会，而是外国记者协会不应该提供“讲独”的平台——这种对异见的打压，才是对“一国两制”的最大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