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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只要控制,是蓝是绿无妨?

全国政协委员,央视主持人朱军被指性侵

评论认为,没有“九二共识”的限制,大陆开始走它认为有效的统一路,只要在北京可控制的范围内,就算民进党长期执政又有何妨?又有评论说,中国要生存、要文艺复兴/民族复兴,没“香港”不成事。失掉一个香港,也失掉一个中国。

香港《明报》发表文章《中港“不容不”与“容不”的两个系统--回应陈端洪》,作者洪清田说,21年来《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契约(convocation)承诺过了几个期限,宪制民主成分原地踏步,中英联合声明废弃,中央扭尽基本法和人大释法仍不够用,索性直接动用(全本)宪法。4种香港适用的“合理安置说不的人”的宪法技术,中央和本港千辛万苦建立,如今随意恣意糟蹋(最明显是选举institution)。这几乎是一种anti-institution病,重现五六十年代内地的疯狂“砌制度+砸体制”故态。

文章认为,过去40年,中国一如1979年前利用香港,一反1979年前间接“中体港用”,亟亟于全面强控同化改造香港和香港人(“倒换香港”和“人心回归”工程)。初期使用中国认识和信任的中英(真真假假)精英班子治港,不得要领;2003年开始一步步用大陆方式直接共治共管;2015年阵地式辗压。中国要生存、要文艺复兴/民族复兴,没“香港”不成事。失掉一个香港,也失掉一个中国。失香港/中国事小,与客观规律为敌(亦即与世界为敌)事大。

北京划定范围,就算民进党执政又如何?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打压东亚青运大陆在想什么》,作者张光球说,大陆近来对台湾的举动,仍是官民分离处理,但是任何涉及国号及主权的民间活动,则以“一中原则”规范,这次的出手和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名(原先态度强硬的美国航空集团已更改),都是在划一中范围。执政党难道看不出来,没有“九二共识”的限制,大陆开始走它认为有效的统一路,只要在老共可控制的范围内,就算民进党长期执政,对她又有何妨。

文章认为,两岸关系日趋严峻之际,小英总统及其国安团队应设法与大陆对上话,即使透过第三国私下传话皆可行,进而思考如何与大陆和平相处,真正做到挺台湾的下一代。文章建议,应发起正视运动员和教练在训练、福利、就业、就养等实际嘉惠他们的公投,“因为有扬名国际的台湾选手,是我国立足世界的软实力和锐实力”。

“metoo”运动与中国公知“鸡贼”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metoo”表现出中国式公知犬儒“鸡贼”的一面》,作者末夏说,从持续曝光的高校性侵,到大名鼎鼎的公知陨落,朱军、雷闯、章文、熊培云、邓飞……这些活跃在公共领域舞台上的名人,一个个被曝光或强奸或性骚扰。人们关注这群勇于说出曾经受辱经历的弱者,因为这不仅不是网路审判,这不仅不是暴民行为,更是对照每个人行为是否得当,更关键是有助于人们对于异常恶劣的犯罪行为予以高度重视,予以小心警惕。

文章说,metoo运动一下子把中国式公知犬儒的另一面“鸡贼”表现的淋漓尽致,他们不仅很少对中国社会众多的不公不义发声,他们对权力者的言说与评价也往往会陷入到另一种虚假的脱离实际的“法律”问题上,比如刘瑜就谈到了性侵要解决只有法律途径,可她一方面忽视受害者的名誉考量,另一方面对一个非正义的权力国家法律抱以期待,她看不到权力本身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比如央视知名主持人朱军性骚扰就很好地被权力所掩盖。

 

微信自审的敏感词名单正在不断变长

谁是互联网管制的最大受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如何量化中国互联网管制的冲击》,作者张林认为,最近几个月,微信却先后关闭了新开通的公众号平台的评论功能以及留言分享功能。腾讯公司作为供给者不会主动阉割自己热销的产品,这显然又是主管部门的新要求。对新增微信平台来说,由于只能发表不能评论的微信推文,也就使其几乎丧失了社交媒体的社交功能。最近微信自媒体对国内疫苗与#MeToo等丑闻的揭露显示出了互联网的力量,而新增的微信公号则很难重现这样的自媒体时刻。

文章说,可是,互联网管制的最大受害者可能正是管制者本身。互联网搜索的技术算法决定了一个热点事件的自我强化:百度上屏蔽掉的言论,会在谷歌上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发酵。久而久之,国内媒体上的中国和国外媒体上的中国将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甚至是分裂对立的国家形象。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社会总在刻意丑化中国,殊不知本国的互联网管制却是问题源头之一,国内对所谓负面新闻的封锁屏蔽,使得境外媒体成为唯一的消息出口。微信自审的敏感词名单正在不断变长,维权律师正在不断地被取消执业资格,媒体从业人员正在纷纷跳槽,官方支持的监控技术正在突飞猛进,看上去互联网领域的言论高压并没有任何放松的可能,互联网管制还将继续伤害中国的公众,继续伤害中国的管制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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