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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党人碑

元祐是北宋哲宗赵熙的年号,北宋一朝,闹变法闹得不行,来回折腾。老子神宗赵琐变法,儿子赵熙不变了,复辟。于是,当年一干反对变法的人,以司马光为首,组织还乡团杀回来了。从此以后,支持变法的,人称元丰党人(元丰是神宗年号),反对变法的,为元祐党人。此后反反复复,到了宋徽宗赵佶这里,变法派声势大振,丞相蔡京,对司马光这干人恨不过,但人都死了,也没法再贬斥发配,为了彻底清算余毒,奉皇帝的旨意,下令各州县大刻元祐党人碑,宣布这些人属于奸党,要勒之于石,让他们千秋万代臭下去。于是,就有了这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其实,北宋的制度和政治,的确需要改革。漫说后世,就是当时人也感到毛病特多,官制叠床架屋,床上架床,还添若干大小椅子板凳什么的。反正让大家什么事都干着别扭,一件小事,折腾半年。但是,变法党人王安石他们,按着强化国家权力的思路做,动静忒大,不仅折腾官场,而且折腾百姓。所以,好些人反而感觉不如不变。皇帝不换,这老儿自己决定的事儿,不好自己否定,但是皇帝一换,老子死了,儿子上台。佛洛依德说,儿子都有仇父情结,放在皇帝身上,大概不错。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然而,老子喜欢的,不论是人还是政策,儿子必定不喜欢。所以,老子的宠臣,必定会栽在儿子的手上。于是,反变法的复辟党上台。

然而,复辟党司马光等人上台,做得太绝,尽废新法。哪儿有这个道理呢?旧法要是十全十美,干嘛那么多人要变?政治效率怎么会那么低?归拢在反变法这边的某些人,比如苏轼,其实就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内容,比如免役法还是认同的。只是,人家就是要把他归在复辟派里,他也就只好做党人了。北宋后期,复辟派整体上不吃香,所以,在一个暂短的元祐年间过后,复辟派就一直倒霉,苏轼就被贬了又贬,一直发到海南岛的儋州,到天涯海角了。幸亏看的开,活得久,终于盼来平反那一日,又到寿了。他当然想不到,死后居然还要被人折腾,名字刻上石碑,让他遗臭万年。

但是,各个州县刻碑的时候,出过一点小麻烦。北宋文化市场发达,元祐党人中,苏轼、黄庭坚这些人,早早成名。在世的时候,就可以靠写字作画赚稿费了。由于文化普及程度高,经过市场的传播,即使贩夫走卒,也知道这些人的大名。他们的字画招人喜欢,文章也有粉丝,而且是铁粉。苏轼流放期间,之所以能活得不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走到哪儿都有粉丝。粉丝们可不管这些人是否犯了政治错误,该喜欢就喜欢。合影是没办法了,但讨幅字儿,求首诗,却是家常便饭。当然,字画和诗,都不会白作,银子和酒肉,甚至还有美女,滚滚而来。

政治挂帅,阶级路线什么的,在那个年头,人们还没有概念。尽管大家都崇拜皇帝,但皇帝不喜欢的人,却未必一定会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刻碑,要找刻工,这些刻工,有些是刻过苏轼和黄庭坚诗作的,有些居然想不通。九江这个地方有个刻工,名叫李仲宁,手艺很棒,他接到地方官的指令,要他刻党人碑,他说,小人家贫,靠刻苏学士和黄学士的词作得以饱暖,现在要以奸人为名,将他们刻在石上,我不忍心。长安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出色的刻工叫安石,他也不肯。地方官加以鞭笞,不得已,他说,非刻不可的话,我不能刻上我的名字。

虽说,人们总是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尽为读书人。但不相信劳动人民一定会比读书人道德高尚。但底层的百姓,每每弯子转的没有读书人那么快,想不通的时候肯定是有的。什么叫做好人,什么叫做坏人,他们自己也有一个标准,肯定跟上面政治标准不怎么一样。

党人碑刻完之后,虽说遍立各个州县,但立碑的蔡京,后来也完了。不及等到后世,就在倒台的当口,人们的评价,此人就是个奸人,遭贬之后,没人给饭吃,活活饿死。当然,党人碑也立马被砸毁,剩不下几个了。以官府的名义,给诗人定性奸人,遗臭万年,多年臭不了。风水轮流转,谁知道最后转到哪儿?蔡京等人,当初的心机不可谓不深,最终都是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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