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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都跟碎钞机一样 生三个我怎么养?”

宁远:“每生一个的当时都觉得这是最后一个了。因为生的时候还是很辛苦,觉得再也不要受罪了……但是很快就忘记了。”

“没事千万不要大脑发热生二胎”这是一位有两个小孩的32岁筠妈妈的忠告。

如今两岁的二胎政策,允许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生育“二胎”。但上海人筠非常直白地劝告考虑生二胎的父母,不要头脑发热。

育龄父母的冷静背后反映着中国人口数字的冷酷现实:2016年底,中国废除独生子女政策,转而放开对生育二胎的限制。此前人口学家预测,中国放开二胎后会出现百万到上千万不等的新生人口高峰。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全国出生的人口比上一年减少63万。2017年出生的一孩比2016年减少249万。

换句话说,新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低,一孩的出生人数不升反降。

松动的生育限制

2018年上半年5月21日美国媒体彭博新闻的文章说,中国可能最快今年年底废除计划生育政策。文章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官方至今并未做任何正式表态,世界媒体只得继续等待。如果成真,这项充满人权争议的限制将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是中国近代为数不多的重大社会政策的变革。

但在中国民间进一步放开生育限制的实际操作已开始松动:比如在严格实施的户籍制度下给新生的第三个小孩登记户口。居住在成都的作家宁远是三个孩子的母亲。38岁的她今年刚生下老三小批萨,她说:“现在事实上已经放开了,没有计划生育了。我给老三上户口一小时搞定,没有因为老三就有关卡。我也问了派出所的办证人员,怎么不管了。他们说早就不管了,生五个八个都不管,之前还以为要罚款。”

一胎政策严格实施时,在中国的偏远地区或者农村,超生的父母要为孩子缴少则几百多则几千的罚款才能有自己的身份:户口。而在大城市里的企事业机关单位,超生有丢饭碗的危险。

16年开始实施二胎政策后,虽说超生第三个小孩的父母不用面临严苛的处罚。但受中国严格实施3载的生育政策、处罚措施和宣传教育的影响,育龄父母脑子里总有一份无意识的自我约束。

生育面前的三座大山

对于是否生第三个孩子,筠的态度非常坚决:“坚决不要!生两个都跟碎钞机一样,生三个我怎么养?除非你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去支撑,不然的话二胎都可以省了。”

BBC中文稍早前在互动平台征集读者关于《为什么年轻人生育意愿低》的反馈信息。一位不具名的读者说:“教育医疗和住房新三座大山不解决,谁敢生孩子?”

还有一位85后的自白:“目前在一国企工作,工资到手约5千人民币,四线城市,现在已经俩孩子,生活压力大,有房贷,生了二孩后,生活质量骤降,放开生育计划也不会再生。”

二孩的到来,意味着生活质量的骤降。筠妈妈体会颇深。她说,只有大女儿时,一年可以出国玩两个国家。现在换成两个省。

怕孩子上学跟不上,筠在家自己教大女儿语文、英文和数学,顺带小女儿可以耳濡目染。筠说,如果只有一个女儿,会让女儿上私立幼儿园。家附近的私立幼儿园3600人民币一个月,公立幼儿园只要600人民币。

中国的高房价一直被诟病。但年轻人在父母的帮助下付完首付,咬牙坚持还房贷的同时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与房价紧密捆绑。

读者小凡对BBC中文说:“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

4万亿鼓励?

刚过去的周末,《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让人们敢生愿生‘二孩’”将生娃上升至“国事”。网友们并不买账,该条微博下方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冷嘲热讽评论。网友“翱翔的斑头雁”说:“上升到国事了,害怕。”

面对单个家庭的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抚养压力,2017年年中,中国媒体开始吹风说中国民间正在调研4万亿鼓励政策的可行性。

为缓解人口压力,中国辽宁、陕西等地出台“催生”措施。其中陕西省统计局建议,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提升孕产医护水平,缓解医护供需矛盾;优化幼儿养育环境,减轻幼儿养育负担等。

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旅游网站携程的创始人梁建章说,放开二胎政策的效果肯定低于预期。放开三胎或者全面放开的效果,可能会更小。

梁建章认为,如果要从国家层面承担一小半养育成本的话:“我的预期是,GDP的百分之三到五(的补助),才有可能把生育恢复到每个家庭生两个小孩的水平。”

全国GDP的2%到5%,约等于3.4万亿到4万亿人民币。如果这笔钱分摊到中国两亿多的孩子身上,平均每人每年一万人民币左右。

在巨大经济压力下的补贴刺激是否显得杯水车薪?筠说,除开房贷的压力,两个孩子每月1万人民币的花销,让她月月光。按照最低标准看,筠家一个女儿每年平均花费6万人民币,她说,这还不包括头疼脑热,生病住院的费用。

被问及是否愿意生第三个小孩时,筠的态度坚决而真实:“坚决不要。生孩子养孩子,虽然金钱很重要,但如果我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教育她们,还是不要算了。考虑的标准并不只是国家会不会补助钱,而是国家是不是会把配套的教育体系跟上去。”

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对媒体表示,生育率下降,几乎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想通过资金补助去改变家庭的生育愿望,实际效果并不大,但能做的是创造更好的生育条件,让想生的家庭都能生。

筠说她不会生三胎,也在努力适应二胎的繁琐和繁忙。正“努力做一个能成为她们榜样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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