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诗中我最喜欢郑子尹。他是贵州遵义人，并没做高官，一生多住在家乡。
他的伟大处，在他的情味上。
他是一孝子，他在母亲坟上筑了一园，一天到晚，诗中念念不忘他母亲。
他诗学韩昌黎。韩诗佶屈聱牙，可是在子尹诗中，能流露出他极真挚的性情来。
尤其是到了四十五十，年龄尽大上去，还是永远不忘他母亲。
诗中有人，其人又是性情中人，像那样的诗也就极难得了。
李太白诗固然好，因他喜欢道家，爱讲庄老出世。
出世的诗，更不需照着年谱读。
他也并不要把自己生命放进诗里去。连他自己生命还想要超出这世间。
这等于我们读庄子，尽不必去考他时代背景。
他的境界之高，正高在他这个超人生的人生上。
李太白诗，也有些不考索它背景是无法明得他诗中用意的。但李诗真长处，实并不在这点上。
我们读李太白、王摩诘诗，尽可不管他年代。
而读杜工部韩昌黎以至苏东坡陆放翁等人的诗，他们都是或多或少地把他们的整个人生放进诗去了。
因此能依据年谱去读他们诗便更好。郑子尹的生活，当然不够得丰富，可是他也做成了一个极高的诗人。
他也把他自己全部放进诗中去了。
他的诗，一首首地读，也平常。
但春天来了，梅花开了，这山里的溪水又活了，他又在那时想念起他母亲了。
读他全集，一年一年地读，从他母亲死，他造了一个坟，坟上筑了一个园，今年种梅，明年种竹，这么一年一年地写下，年年常在纪念他母亲。
再从他母亲身上讲到整一家，然后牵连再讲到其他，这就见其人之至孝，而诗中之深情厚味也随而见。
他诗之高，高过了归有光的散文。
归文也能写家庭情味，可是不如郑子尹诗写得更深厚。
由于上面所说，我认为若讲中国文化，讲思想与哲学，有些处不如讲文学更好些。
在中国文学中也已包括了儒道佛诸派思想，而且连作家的全人格都在里边了。
某一作家，或崇儒，或尚道，或信佛，他把他的学问和性情，真实融人人生，然后在他作品里，把他全部人生琐细详尽地写出来。
这样便使我们读一个作家的全集，等于读一部传记或小说，或是一部活的电影或戏剧。
他的一生，一幕幕地表现在诗里。
我们能这样地读他们的诗，才是最有趣味的。
文学和理学不同。理学家讲的是人生哲理，但他们的真实人生，不能像文学家般显示得真切。
理学家教人，好像是父亲兄长站在你旁对你讲。
论其效果，有时还不如一个要好朋友，可以同你一路玩耍的，反而对你影响大。
因此父兄教子弟，最好能介绍他交一个年龄差不多的好朋友。
文学对我们最亲切，正是我们每一人生中的好朋友。
正因文学背后，一定有一个人。
这个人可能是一佛家，或道家，或儒家。
清儒章实斋《文史通义》里说，古人有子部，后来转变为集部，这一说甚有见地。
新文化运动以下，大家爱读先秦诸子，却忽略了此下的集部，这是一大偏差。
我们上边谈到林黛玉所讲的，还有一陶渊明。陶诗境界高。
他生活简单，是个田园诗人。
唐以后也有过不少的田园诗人，可是没有一个能出乎其右的。
陶诗像是极平淡，其实他的性情也可说是很刚烈的。
他能以一种很刚烈的性情，而过这样一种极恬淡的生活，把这两者配合起来，才见他人格的高处。
西方人分心为智、情、意三项，西方哲学重在智，中国文学重在情与意。
情当境而发，意则内涵成体。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须明得此真意，始能读陶诗。
陶、杜、李、王四人，林黛玉叫我们最好每人选他们一百两百首诗来读，这是很好的意见。
但我主张读全集。又要深入分年读。一定要照清朝几个大家下过工夫所注释的来读。
陶、李、杜、韩、苏诸家，都由清人下过大工夫，每一首诗都注其出处年代。
读诗正该一家一家读，又该照着编年先后通体读。
湘乡曾文正在中国诗人中只选了十八家。
而在这十八家里边，还有几个人不曾完全选。即如陆放翁诗，他删选得很好。
若读诗只照着如《唐诗别裁》之类去读，又爱看人家批语，这字好，这句好，这样最多领略了些作诗的技巧，但永远读不到诗的最高境界去。
曾文正的《十八家诗钞》，正因他一家一家整集钞下，不加挑选，能这样去读诗，趣味才大，意境才高。这是学诗一大诀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