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7日，胡适第一次见到高宗武。胡适对这个年轻人（高宗武时年30岁）颇为留意，印象深刻。两天后，胡适致信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对高宗武赞誉有加：“今日政府中外交人才似最缺乏。前夜见外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君，与他谈了三点钟，我颇佩服此人的才干与魄力。此君颇能明了我的计划，希吾兄与他细细谈谈。”（《胡适致翁文灏》，1936年6月9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2页）
“七七事变”后，在南京见到蒋介石时，胡适向蒋郑重推荐了高宗武。他对蒋介石这样说道：“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428页）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胡适希望高宗武能够获得高层的信任，全力负责打通中日外交路线。
胡适之所以如此欣赏高宗武，除了“佩服此人的才干与魄力”外，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拥有共同的思想认识。胡、高二人对日本的实力都有一定的了解，深知中日一旦开战，战争将会相当残酷，中国将会损失惨重，因而希望避免或推迟战争，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谋和。
高宗武脱离汪精卫后，在国内无法容身，只好避居海外。胡适对高宗武的行为很能理解，对高宗武也很信任，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敬而远之。在美期间，二人过从甚密，经常长谈、深谈，并时常有书信往来。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甚至让高宗武夫妇留在大使馆内。
胡适的很多朋友不理解胡适为什么那么欣赏高宗武。他们对高宗武普遍评价不高。王徵（字文伯，黑龙江宁安人，长期在银行界和政界任职）“八一三”前在胡适房间中见到高宗武，对他印象不佳，经过一番调查后认为高宗武并不高明；王徵还认为，后来因为胡适的影响，高宗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参见《王徵致胡适》，1939年4月14日，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10页）
王徵只是对高宗武评价不高。傅斯年则对高宗武破口大骂。1940年8月14日，民族感情极为强烈的傅斯年致信胡适，劝他不要和高宗武来往。在信中傅斯年这样说道：“近日高贼宗武夫妇常往大使馆，此则此间友人大有议论。先生本有教无类之心，以为此人有改过之迹，或因是耶？然此贼实为穷凶极恶，以前即知其妄（大有办他自己外交之势）。汪逆之到于此地步，咎由自取复何言。然汪逆之事，国家实蒙其大耻大害，最好不曾有，而汪逆之至于此，皆高丑拉拢也。至于半路出来，非由天良，乃由不得志，且是政府一批大款买出来的。即（顾）孟余亦如此说。国家此时不能将其寸磔，自有不得已之苦衷，先生岂可复以为人类耶？”（《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78页）傅斯年骂高宗武为“高贼”、“高丑”，并且认为他是非人类，我们可以看出傅斯年感情的强烈。
和王徵、傅斯年比起来，我们颇能看出胡适对待高宗武态度的可贵。与别人交往时，胡适并不感情用事，而是尽量发现别人身上的长处和优点，并且竭尽自己之所能，尽力去帮助别人发挥出他的优势和能力。
胡适的这一做法是有其思想基础的。早在留美时期，胡适就颇为欣赏美国学者Felix Adler的这句话：“Moral obligation is not the externally imposed command；it is the necessity to act so as to bring out the best in the other person.”（道德义务并非从外面强加的命令；它只是一种内在的要求，要你尽量引出他人身上最好的东西。）（《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册，第260页、第349页）对胡适来说，发现并且引出别人身上最美好、最可贵之处，是他一生立身行事的一个重要目标。高宗武只是其中一个例证而已。
2014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