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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湘阴县反右运动

1957-1958 年,跨年20 多天,湖南省湘阴县中小学教师不到1700 人,集中开展了一场整风反右运动。

运动前的一段时间,学校的政治学习就以《毒草集》为中心内容。集子里全都是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等人的言论。每条言论的前后都有注释与评点。听读以后,都要谈看法,表明自己的观点。一般的都是正面地谈些“拥护”、“歌颂”、“热爱”之类的话,也阐述不了多少道理来。会后的反应是:学这些言论有什么意义,那都是大家们的看法。总觉得右派不是普通人可以当的。

寒假刚过。来不及同家人告别,大家背负行囊,跋山涉水从四面八方齐聚县城。县立一中与县城关完小的校园接纳了近两千名教师,一点也不减往日的喧哗。当时的住宿靠教室,将稻草往地上一铺,用砖头做个围子,就成了大间统铺。于是,寝室兼会场,床铺当凳子,朝朝暮暮不离床,开会休息赖着床。

运动的前十天,称为第一阶段,也叫大鸣大放阶段。县委的一个《为什么要开展帮党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以后,按照惯例,讨论、消化报告精神。紧接着就是鸣放。由于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又没有什么前车之鉴,所以鸣放的热潮很难掀起。大家都沉浸在等待与观望之中。显然,这样下去,是达不到“整风”的目的的。于是,“救援”措施纷纷出台了。什么发言进度,开展大字报、漫画竞赛,人与人,组与组,分会与分会排名次,名落孙山的挨批评,名列前茅的无上荣光。此时此刻,运动的态势,开始波谲云诡了。当然,诸葛式的老成人,尤其是那些有历史疮疤的或在工作中犯过错误身有前科的人,他们龟缩在会场的角落,发言在别人的后头。而像我们这些在共青团旗下举过手,还递过入党申请书的激进分子,巴不得他们腾出发言机会,让我们有施展施展的时空。上级派来的巡视员,高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大旗,反复吟哦“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甚至还作出了一些“敢于帮党整风,鸣放积极的人未来最有前途”的承诺。试问: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在赤诚与殊荣面前,还能有什么后顾之忧吗?还敢对党为德不卒吗?于是第一阶段的尾声,成了下一阶段的进军号角。小组会上的鸣放形式跟不上形势了,敢立潮头的人们不假而出,他们要出去闯天下。从寝室到走廊,从校园到街头,从墙壁到临时搭起的牌坊,大字报,漫画、楹联……漫天飞舞,比比皆是。在这种气氛面前,人也失去了自控能力,谁也不敢被排除于运动之外。

策划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了,整风办公室内的收获档案贴上了“五谷丰登”,远在八荒之外的靶子近在视野之内。于是县委报告由《为什么要开展帮党整风运动》提升到《为什么要开展反右派斗争》。在讨论和消化第二个报告的时刻,人们的心情太复杂了。赴会前在校听读过又讨论过的《毒草集》的场景,第一阶段由冷淡到热烈的鸣放场面,鸣放中巡视员火爆的鼓动与耐心的诱导,激进者们从热烈的追求到如临深渊……一个恍若隔世的世界离得太近了。1957 年6 月8 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问号如雪片飞来。什么大鸣放?完全是引蛇出洞;什么大辩论?真理愈辩愈糊涂。正当大家如坠五里雾中没来得及清醒的时候,全县反右的第一声炮响落到了任淑惠的头上。任老师是一位年近40 的女老师,在一所与我工作的学校毗邻的单班复式小学教书,为人忠厚,工作踏实,连现在已年满花甲的学生还有口碑。就是因为在鸣放中放了一条“毛主席不看重知识分子,比秦始皇还恶毒。秦始皇焚书坑儒才几百人,而被毛主席镇压的知识分子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的谬论,才将她列为“枪打出头鸟”的目标。一只依人小鸟就成伤弓之鸟了。

由于任老师的“独领风骚”,气势磅礴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高潮呼之即出。从记录本中,从统计表内,一顶又一顶的右派帽子浮出水面。“帽子”就是宣判,一顶“帽子”就是一条鲜活生命的蒸发。反右之前,除指导运动的干部胸前佩黄符号外,其余的都佩红符号。右派出世了,胸前的红符号(也有一些黄符号)用绿符号取代。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湘阴专利“三色符号”。被戴上绿符号的人中,其妻子或未婚妻如果被黄符号或红符号盯梢上了,那你就只得转让出去,任其收赃。所以绿符号还有绿帽子的含义。绿符号从红符号中脱胎出来以后,生存的环境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被推进了反省室,只有上厕所与吃饭的行动自由,不准会客,不准窃窃私语,不准从窗口向外张望,不准嘻皮笑脸。虽如此周密,但还是有人边写反省书边潸然泪下,木纳不语者有之,拳打脚踢者有之。室外的流动监视哨也只能是听其自然,视若罔闻。除了反省,有些场合是必到的。比如与自己有牵扯的右派被揪出来以后,要去提供炮火;有规模的批斗会、公审会,要去陪斗、陪审。在赴会的路上,也是右派在大庭广众中亮相的机遇——黄符号牵头把尾,红符号左右押阵,背上再加上一个醒目的“右”字的绿符号,不像战俘,不像劳改犯,也不像出殡者的“三不像”的队伍从天而降,步伐不整也不齐,神态有雅也有俗。顷刻间,惹得全城万民空巷,街民们围观千古奇观,欣赏这一道五彩缤纷的流动景点。他们中有学生,有家长,有朋友,有亲人……指指点点的是在辨人,纷纷议论的是由于不明是非,低头不语的是在黯然伤神,昂首挺立的或拂袖而去的是愤世嫉俗,为乱世鸣不平。在法庭上,绿符号不能看座,也不能平身,只能双手抱头地蹲着。

在战斗小组会上抓右派的场面,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吃过早餐,大家在寝室内集合,坐在地铺上等待,已成绿符号的不再参加抓右派的会了。必要时,到反省室内去传唤就是了。等待中的人们面面相视,如箭穿雁嘴,钩搭鱼腮。手持县委批函的黄符号一进来就直奔主题,往日的“同志们”、“让大家等久了”、“对不起”之类的套话早已烟消云散了,他们担心马上就要哇哇坠地的右派会污染他们的伟大形象。“现在我宣布,县委批准的右派有——”这是党的声音,如晴天霹雳,似霸主扬鞭,圣洁的灵魂撕碎了,鲜活的躯壳捣毁了。每叫一个右派名字,红符号们一窝蜂地挺起来,像刑警缉拿逃犯一样,抓胳膊的,揪衣领的,从背后推搡的,各种招式全派上用场了。“民愤”大的,揪头发、拧耳根可以兼而有之。“揪出来”“打倒”的呐喊声虽找不到节奏,但可以制造气氛。此时此刻的右派,如一团泥土,任你溜溜地揉捏,任你切切地雕凿。

有一种特技镜头确实令人可笑。那就是前一个右派到位了,接下的后一个右派搞不好就是从刚才动手动脚的揪右派上台的“积极分子”中产生。从“积极份子”到右派的心理落差之大,状态之尴尬难堪,真让人哭笑不得。在荒唐年代齐放的百花,够你去饱眼福的。

县委批示念完以后,批斗在紧锣密鼓中开场了。这时,红符号的心悸才渐渐平缓下来。被批斗的人多的有三、四个,至少是一个。多几个人无论是右派本人还是红符号大家,都要轻松一点。如果只有孤右一个,在既定的时间内,各种批斗手段,都得由一人承担。受批斗的绿符号站立姿势有严格的标准——双脚并立,不准一前一后,头面不能正面看人,太仰与太俯,都有人上台矫正。有一个叫许光明的男老师,平时有点浪漫风气,憨头憨脑的。他在接受批斗时,将头低成了一个90°,而且还表现出相当好的耐力。当然有人要抨击他的态度不严肃。他居然给大家回话:“这样,才是最老实的。”还有一位姓徐的右派,在公堂上将大衣披在肩上,在听别人批判时,他不时耸耸肩头,扭扭脖子,表现出一副傲慢的神态。有人指令他把大衣或穿好或脱下来。他却从容镇定地表示:“切切不能,穿好太热燥,脱下又太清凉。请大家谅解!”对此臭落行为,大家也只能是啼笑皆非了。像易巨后老人(已故)就没有许、徐俩的闲情逸致了。对别人的发言锱铢必究。他是县级干校的校长,包括作两个大报告的县委书记都完成过他的作业。他实在放不下架子来倾听别人的烂言。有时是默默无语、横眉冷对,有时是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就因为这样,批斗会就升级为武攻会,惨遭毒打,沦为鱼肉。为了灭右派之气焰,长左派之威风,有几场批斗会,硬是出动公安武装才勉强开下去的。

熊仲老师其实还是蛮喜欢毛主席的。他在鸣放时说毛主席的那本“经”还是写得很好的,就是下面的歪嘴巴和尚念歪了。结果被扣上了一顶“攻击党的基层干部”的帽子。打入反省室,授予绿符号胸章。武昌庙完小的伏春煌老师用弹词揭露了人民领袖的隐私生活,惹怒了黄符号和红符号,被整得死去活来。在运动中,用右派帽子当紧箍咒用也确有其事。县立一中的电工黄中玉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复员回乡的志愿军。军人出身,又是学校里的一个工人,平时对老师的学习活动兴趣不起来,所以学校领导人也不太在乎他,自然也造就了一种习惯。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他以清高自居,仍然保持他的传承,总以为大祸小祸也祸不到自己头上来。正因为如此,在大抓右派的一次小组会上,他还在与同伴玩乒乓球,懒得去参加会。突然,一个红符号心急火燎地跑过来了,冲他说:“县委批示你是右派,要你赶快去参加会。”我们的黄老师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顷刻间,一个最可爱的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最可恶的人。一个曾经在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佬面前都面不改色的中国人,却被一顶右派帽子压了半个世纪,至今,落得个只能靠拐杖支撑着身躯走路。

我不属于客观存在的右派。我本来是留乡办农民冬校的。当时年逾21 岁,在共青团旗下宣誓以后,又加入了工会组织,被聘任为少先队总辅导员,是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为了不错过这次机会,我多次找领导要求去参加帮党整风。领导上只好让一位名叫何器的老师替换了我,让我遂了心愿。在大鸣大放中,我的发言次数之多,大字报、漫画之不少就不言而喻了。还有人妒嫉我,说我从小就会写会画,这是应该的。我鸣放的内容有三点:一是“向苏联一边倒,也可以向美国那边靠吧!因为美国经济比苏联更发达”。二是“总说青年是长知识长身体的好时期,而每月只供应27 斤粮,吃不饱怎能长身体?长不好身体又怎能长知识呢?”。三是“农村干部也好,学校的领导也好,水平太低,管不好事”。通过上纲上线,归纳为“崇洋媚外”,“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以及“攻击党的基层干部”三条毒箭。给予处罚的结论是:“开除共青团籍,工资由一级29.5 元降至为试用级26.5 元,定为右派,留用改造。”

当时的右派分三种处罚:情节严重的定极右,或开除回家,或送劳动教养;第二种是右派,除政治处罚和降工资外,可以留用改造;最轻的是中右,只在档案内记上一笔帐,不向群众公开,不与本人见面,不重用。与我同一种处罚的是大姐易辉德、二姐夫钟瑞隆。老大易中坚没多少可以上纲上线的材料,只因为在国民党内当过团级军需,才被定为极右,开除教籍,送株×砂轮厂劳教。大姐夫与二姐受到株连,一直过着艰难的日子。这是我的右派之家。在运动大潮中,许多人因与右派有个人、夫妻、兄弟姊妹、父子、母子、父女、母女关系而受牵连……。在此鸿罹鱼网的荒诞之中,正义的转化成了邪恶了,灵敏的变成迟钝;聪慧的弄成了蠢笨;亲和的整成了仇恨;理智的酿成了狂妄。从动物世界中难以找到的却在人间锋芒毕露了。鲁迅预言“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真的印证了今天的现实。

丁酉年在挥手告别,我们的反右运动仍在如火如荼。据说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还有缺口,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于是又启动了大挖深挖的扫尾工程。前面提到的那个替换我留乡办冬校的何器,照理是躲过了一场劫难。尽管记录中没留下只言片句,但还是以漏网罪名被缉拿归案了,所幸的是他没受多少批斗罪。继此以后,还抓了两个莫名其妙的右派。一天下午,从分会办公室内出来的黄符号易氏带来了两个指标,找我们组的组长与记录员谈话,要设法再完成两个指标的任务。组长张氏与记录员石氏不管有多少荣誉,死活不接受这个“超额完成”的任务。石氏将几个记录本递给易氏,请易氏探索搜寻。易氏对记录本碰都没碰一眼,无可奈何地说:“我没法交差。如果真的落实不下来。那就你俩每人分一个吧”,要左派当右派比要右派当左派更难。教数学出身对政治很少置喙的吴育林只是打扑克时有点喜怒无常,也确实得罪了一些牌友,在民意测验中被拉下来了,也算漏网右派。吴治中也许是与吴育林同姓的缘分,在档案内以中右之名登记上了。就这样,我们这个组留下的好人,已经是寥若晨星了。最让人怵目惊心的是吴治中临终前,有人用悄悄话告诉他是中右派,逼着他带着覆盆之冤上了黄泉。我们这个战斗小组包括一个大完小和十多个小学的老师近40 人,到最后被打成右派的近20 人。完全符合全县不到1700 名中小学老师被打成右派达800 多名的50%的比例。

丁酉年的春节,只有右派团聚,毫无欢乐可言,除夕之夜,我们齐聚在反省室内,没有笑语,没有歌声。只有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只有对来日的无穷揣测。但最令人欣慰的是暂时收敛了批斗,灵魂得以片刻的安宁。

戊戌大年初一的晚上,别人都沉浸在一年伊始的节日氛围之中,我们却面临着一场古今罕见的精神灾难。这是一个深冬的夜晚,寒风刺骨,阴霾袭人。我们这些在反省室内的人懵懵懂懂地被提到县立一中的大操场上。近一千名绿符号齐聚在一处,显得有些拥挤。大家静静地伫立着。呼啸的风声,恰似狼嚎。这些平时在课堂上善于捕捉孩子们内心活动的老师,却无法占卜将要发生的事情。“来了!来了!”这是曾经有身份的绿符号在悄悄传话。

“今天晚上是大年初一的晚上,我们特意为大家安排了一场追悼会——”不知道黄符号主持人是因为太激动还是身体羸弱,“咳咳咳”起来。这个瘦高个子,挂着略长的脸庞,表面上一副书生气,但却带着一副咄咄副人的神态,让绿符号更加忐忑不安。咳了一阵以后他接着说“追悼你们这些孝子贤孙的祖宗蒋介石!”。

我们这些受过毛泽东严格训练的人怎么会变成蒋介石的孝子贤孙呢?说蒋介石死了,又没有年、月、日、时?……

说时迟,那时快,冒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傻大黑粗,一架癞哈蟆鼻子紧紧贴在面具似的脸板上。说他像渣滓洞的猫头鹰却没佩武器,还是称他为阎王殿上的油锅手比较合适。他那像土锣的嗓子开腔了:“跪下,统统跟老子跪下,不准抬头!”绿符号像一捆捆干柴应声倒下。

朔风在怒吼。主持者面对几百号俎上肉发话:“蒋光头已命丧黄泉,这是你们痛心疾首的事,今晚上安排你们追悼他!”说罢,黄符号向油锅手丢了一个白眼。他心领神会,颔首哈腰,旋即从跪地的人群中,用他那又厚又粗的右手,钳子般地夹着一个约三十岁的矮个子,先提起来,再拖向台旁,像钉桩一样,狠狠地按在一处,然后用批斗中的习惯性动作在矮个子头上使劲一压,并补上一句:“老实点”。黄符号用熟练的动作拉开了皮包的拉锁,从中掏出一张纸条递给矮个子,并用充满信赖的语气说:“这是追悼蒋介石的檄文,由你来读。你不是读过老书吗?应该懂得檄文的哼法吧!”油锅手用“三边”语法作了发挥:“要哼得伤心,要一边哼,一边流眼泪,一边擤鼻头!”转身指着双脚着地的大家喊话:“大家都要伤心地哭,不哭,有好戏给你们看的!”

于是“读——文”开始了。读檄文者是教育界的知识精英,但从未干过这种事。他双手理了理文稿,用低沉的语调伴着旧式的读法:

“维中华民国四十六年季冬月日,具官姚△△,致祭于亡魂中正先生之灵下,而吊之以文。呜呼,中正先生,生而为英,死而为灵……有愧于太上之忘情。尚——飨!”

话音刚落,三边油锅手配合自如,右手朝丛林方向示意。林丛中的打手们早已忍受得不耐烦了。他们像从箱内窜出来的蜂群,扑向手脚麻木的绿符号,一边歇斯底里地喊着“哭呀!磕头呀!”一边挨个挨个地扳起头审视着。平时在批斗中所谓不够听话的张世铎等人被弄到人前做哭的活靶子,要大家学习世铎好榜样。被审查出来有有泪不轻弹的,只能挨重拳铁腿,有磕头没有砰砰直响的仍旧是北腿南拳。拳腿相加不够刺激时,就是耳光与竹鞭。当时我灵犀发作,用口水替代了眼泪,用拍地取代了头响,儿提时代呜呜的假哭声也派上用场了。就这样,才混过了一场体罚。后来听说前面提到的许、徐俩也玩弄了我的伎俩。不堪忍视的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又体弱多病的人,真的是被折腾得蓬头垢面。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随着“解散”一声令下,如释重负的绿符号们,靠手的支撑才缓缓地站立起来,拖着沉甸甸的步子往回走,一步一拐地走着。突然,又一场灾难从天而降。砂子、卵石、土块、果皮……纷纷砸来。这些麻木的肢体刚刚恢复知觉的人们,只能任人攻击,任人侮辱,不敢回首,不敢叫屈。回到反省寝室,没谁去打水洗手、洗脸、也没有人理衣拍灰,只有暗自流泪。

“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胜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吧。”只有鲁迅的规劝,才能安慰这堆破碎的灵魂。

头年寒假提前,次年开学推后六十多天。反右运动,直到早春二月来临之前,还有一段林场改造的月日。

整风反右办公室策划的思改队出笼了。800 多名绿符号齐聚县师范校园内,准备留守待命,接受思改。这支队伍组织严密,配备完善,锄头、簸箕、扁担一应俱全。我的姐夫钟瑞隆是个明哲保身的人。一根竹扁担分到手,就在上面写上“师改队钟瑞隆”的字样。一个红符号发现他把思改队的“思”写成了老师的“师”,在大众广庭之中,红符号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死到临头还想当老师,还敢侮辱老师。”我的这位当年民国大学中文系高材生居然连思想的“思”字都写不出,大家真为他捏了把汗。

我们每天都要出工干活,有时是一边干活,一边接受反右材料员落实材料,划押签字。我们干的活大都是县级部门派来的,也有办公室联系来的,还有贪便宜上门要的,很多劳动都是超体力的。反正是监督劳动,谁也不敢还价。

有一次,全思改队的人去县城50 多里路的牛口林场挑树苗。我们清晨出发,徒步走到目的地,正好吃中午饭,大部分人已经是再衰三竭了。可是,20 多斤重一捆的树苗,每人至少要分4 捆,也有5 捆6 捆的,而且当天下午要赶回县城。饭刚下肚,由于时间与负重的双重压力,连口水都来不及去喝就匆匆上路了。开始的十多里路还有队列的样子,后来就丑态百出了。坐在路旁喘气的,一步一拖的,还有拖着树苗走的。据我的一位难友回忆往事时,说我的胆子忒大,敢放下担子跪着喊天、叫娘。当时未满22 岁,身强力壮的我都支撑不下来,可见那些年近年过半百的人怎能熬到头呢?暴力强制的劳动,有时还能逼出一些理智性的东西来,我就埋怨自己平时太少锻炼了。但也追悔自己不该成右派。最后也只能用李白“人生若波澜,世路有屈曲”的古风来聊以自慰了。

持续60 多天,在不到1700 名的中小学教师中打出800 多名右派。这些人在鸣放中由衷地帮党整风,围绕着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民主执政水平,改善农村办学条件,调整粮食统销政策,借鉴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等等内容,关注国家的兴旺,民族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却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

建国以后,对中小学教师的两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我都是亲历者。第一次是1951 年的暑假,在湘阴县的南泉寺,动员报告是时任县委书记华国锋作的。主要内容是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挥,《论人民民主专政》、《矛盾论》等著作内容也插入其间。整风的目的是清理教师队伍。有一些乡、保长和和尚、道士之类出身的人被清查出去,但其它人没有大碍。第二次就是1957 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据说湖南省在全国排队还不算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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